短篇虚构|三味儿书屋

编者按:

像从80年代一路走来的作者一样,对很多人来说,书店是一种记忆与情结。

小学附近总有几间并不敞亮的漫画书屋,超出身高许多的书架上,放着被大家传阅后皱巴巴的系列漫画;某些个路口的新华书店里,总能买到诸如《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必备工具书;繁华地段的图书大厦,就像是一座巨型迷宫,在人群和书海里找到自己中意的那本,少不了一番“功力”。

渐渐地,廉价便捷的网购图书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寿终就寝,到书店淘书的行为也日益落伍。回顾逛书店的小日子,或在旧梦的乡愁中不胜唏嘘,或坦然地合上那一页,对不可阻挡的改变摊摊手——一切随缘。

如果你以为本文就是一篇向鲁迅先生的书屋致敬的、简单的回忆杂文那就呵呵呵呵呵呵错了。这三味儿里酸甜苦俱全,唯独少了那么点儿甜。曾经的,书店独有的香甜。

文 | 聂可

在点点鼠标就能在家等书送上门的日子到来之前,我还是很喜欢去书店逛逛的。小时候上街,我的终极追求,就是去打游戏机,但是一般很难得到满足,因为需要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人带着我去,我才不至于连假装掏身份证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赶出大门。那个时候,我所认识的身边符合条件的人只有两个:我爸和我妈。然而求助于他们无异于丧心病狂。家长永远对“游戏”二字敏感无比,过去想要买台文曲星(当然也是为了打游戏),售货员介绍的时候一脸狡黠地告诉我:“还有游戏呢!”站在旁边的我妈因此立刻否决了要买的想法,我至今记恨在心。

没有游戏打,上街就失去了一半的魅力。一般来讲,上街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大小商场里永无止境地走路,想想这个,心就凉了半截。只要有机会,上街之前我都会摆出一副求生不能的表情,偶尔也能幸免,被丢在家里;有时候非上街不可,就誓做累赘,在拖后腿和躲迷藏中度过这些时光。

后来家里人想了个办法,上街的时候,把我丢在书店的教辅柜台,让我“看看书吧”,然后痛快地径自走了。拜托,像我这种连街都不肯上的人,怎么可能上自习呢?但要我离开书店,就又演化为“逛街”的行为了,还是算了吧。我绕场半圈,琢磨良久,开发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做:看书的定价。有些书的定价很干净,1.00元。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两个硬币——这是家里人留给我,万一失去联系坐公交车回家用的,两块钱是为了防止是空调车——咽一口口水,看看封面上“重型机车驾驶手册”几个字,仿佛看到自己光明的未来。翻开书来,发现第一页上有两个字不认识。于是我又跑到工具书柜台,查到了现代汉语词典的价格是45.00元。——等会儿,我刚才是要干什么来着?

对我来讲,最费解的其实是教科书的定价。数学书的定价是9.82元。我很疑惑,为什么要有2分呢?如果我恰好只有9块8,那还买不了这书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找到了二楼楼梯间的一间办公室,向里面一位正在喝茶看报的人问道:“叔叔,请问数学书为什么要卖9块8毛2?”

叔叔很和蔼,把我带出门外,对我说:“小朋友,你去问大厅里的售货员阿姨好不好?叔叔马上要去拖地了。”

我怏怏离开,在大厅里环顾四周。大厅里人并不多。中小学教科书和教辅的楼层里,都是妈妈们在转悠着。她们的小朋友都在楼上的游乐场里吧,我想。一个售货员也没有,也没有一个人朝我看一眼——可能是我太矮了,别人看不到我吧。我在几条无人的走廊间蹿来蹿去,寻找所谓的“售货员阿姨”,但到处都只有“小朋友的阿姨”。终于我在一个柜台后看到了一位像“售货员阿姨”的阿姨,于是我跑过去,踮起脚,把自己的目光越过柜台,用力扔到她的脸上,问道:“阿姨,请问你是售货员阿姨吗?”

阿姨说:“什么事啊?”

我看她没有否认,喜不自禁,接着问道:“这数学书为什么是9块8毛2啊?”

阿姨告诉我:“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也劈开了我尚未成熟的智商。我开始有点明白自己为什么讨厌上街了,答案很简单:不为什么。阿姨接着说道:“你买不买啊?不买给我放在这儿。”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两个硬币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本数学书的,但我没有花钱就买到了对于很多困惑的解释。我放下书,回到了教科书专柜,然后注意到语文书的定价是5.25元。于是,我得出了教科书的价格都是这么奇葩的结论,当然,它们“不为什么”这么奇葩。不料,当我把英语书翻过来后,欣喜地看到书的定价是:8.00元。

我又不淡定了。然而,接受了售货员阿姨的启蒙之后,我不再敢去找各种各样的阿姨。我对这一层失去了兴趣,又不想去楼上的游乐场——毕竟我只想打游戏机。于是我下了楼,在一楼的角落里看到好几书架花花绿绿的书,颜色十分鲜艳,但围着书架的只有几个看上去差不多能算我爷爷的眼镜男。这让我感到很奇怪,这把年纪也好这口啊?我好奇地走过去,抽出一本橙色的不算太厚的书,一看封面:实践理性批判,这几个字我将将认识,三个词也用来造过句,搁到一块儿却完全不明白。在那一刻,我对“意义”产生了极大的疑问。我开始意识到,意义很可能是欺骗性的:你看上去能够把握,但实际上却全然没有下手的地方。当然,这是我后来对当时的心情反思后的总结。我当时恐怕只记得那本书卖12.00元。

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我回到了教辅区,试图重新找回自己对认知的自信,然后默默等家人办完事接我回去。自此,知识的大门向我敞开,在我心里,我是一步跨进去了。跨完回过头看看门楣,上面写的却是“困惑”。

之后很多年,我都是各种书店的常客。城里有很多很好玩的书店,我不敢说都去过,但起码也都见过。对于橙色书籍意义上的困惑仍然留在心中:许多意义开始展现,但越来越多的意义被遮蔽。去书店本身就是一个去眛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喜悦;直到我遇见了亚马逊,去书店的热情就没那么高了——也许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还乐意去,那是夏天,我的下半身总是想去看望一下穿裙子的姑娘。但后来我发现在网上可以更轻松地看到更多不穿裙子的姑娘,就基本满足于手指运动了。

然而电脑上的感觉毕竟不一样,不然还会有痴汉吗?上了大学,我重新逛起了书店,原因很重要:近。当然,也是为了感官刺激:不全然是姑娘身体的味道,也有书的味道。这种味道如此迷人,以至于我开始变成某种意义上针对书的痴汉:打开一本新书,对着书缝处用力一闻,总是浑身激灵,和在公园里闻揉烂的叶子的味道那样——然而毕竟不至于所有的书味道都好闻,有些彩色打印的书闻上去像焦了的烤鸡。在这种近乎强暴所获得的香味中,很容易陷入一种莫名的自我陶醉的状态。伴着这种微醺的状态,读书成了一种仪式。此时的书店成为了大众祈祷之地:几乎在任何时刻和任何地点,都能见到躺在地上的读书人,姿势仿佛夏天贴在瓷砖上纳凉的家猫。横七竖八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青春文学”的书柜前都迈不开腿来,好像夜晚穿过学校的小草坪。躺在地上的都已经是我的弟弟妹妹,他们对阅读的渴求至此使我汗颜。我看到现代汉语词语现在卖55.00元,而此时我已知道了什么是通货膨胀。阿姨们似乎都不见了,店里只有寥寥几个姐姐;我只想找到一个容身之处吹会儿空调。如果受不了,就只好去打游戏避避暑。

橙色的书一点一点掀开自己的面纱。对我来说,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神秘的仪式。在四周膜拜着的胴体的环绕下,我开始学着探索宗教的奥秘。在自由的超验体验和结构化的仪式形式之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对抗。这种对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有人真的在拿胳膊肘跟我对抗。

我向他怒目而视。这位中年男子面善得很,用丝毫没有介意的语调对我说:“您好,请问您也信主码?”

我看了看我手上的《基督教教会史》,揣摩了一下他的话,一时不知道该怎样作答。酝酿良久,我想出一句:“你想怎样?”

“我看我们挺有缘的。”喂,这不应该是僧人的开场白吗?“我看您对基督教感兴趣,想和您交个朋友。”他愉快地伸出手。

我没有去接这只手。“我真的只是感兴趣。”

他似乎更高兴了:“那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真的只是感兴趣。”我打断他,再一次说道。

“没有关系呀,您既然感兴趣,我给您讲一讲,好不好?”

“真的不用了。”我感到有些燥热,大概是他身上的热情快要把我的衣服烧着了。于是我把书塞回书柜,向他勉强笑了一下,转身走开。对神秘之物的探究欲只剩火星,对于其他知识的渴求已降至冰点。我感到自己在全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侵犯,此刻只想回去打游戏。我看着自己下楼,走出书店,穿过书店前的广场,向十字路口走去。突然,身后传来“突突突”的小跑声,很快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头。我多么希望自己练过空手道。

扭头一看,发现还是他。“我是XX会的,这是我的名片。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吧,我们好好聊聊。”他一脸诚恳。

我做了一个跟他一样诚恳的表情,说:“谢谢您啊,我们这么有缘,日后自会相见。这名片是不必了的。”

“好吧。”他显然十分失望。我趁他一怔的功夫,赶紧撒开了丫子,径自消失。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敢再去书店了。老实讲,我对信徒一点都不反感,相反,我为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所执念的事情上感到敬佩,甚至有些羡慕。我有许多信徒朋友,但很少有人会要缠着人给他讲教义的。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吧,我想。

好一阵子,我都只是在网上买书,因为没有去书店的理由。书的简介、评价网上已有,书的价格更是轻易能够获得,还有人把书送到眼皮底下。由于购买成本直线下降,买书的量开始直线上升。但我仍然坚持买纸版书,毕竟书香这种鸦片不是轻易能够代替的。然而有了上次的经历,书店成了一个有些麻烦的地方,让我又爱又恨。它开始变成什么样,在我心中慢慢模糊了。

一年夏天,回到家乡的我无事可做,突然又想去书店看看。心情有些复杂,毕竟这地方承载了我的少年时代,却又感到无比陌生,好像偷偷去找曾经喜欢过的姑娘,心中汹涌澎湃,但面子上还得端着。意料之中,人没有过去那么多了,尤其是小朋友,他们似乎有了比青春文学和游乐场更刺激的享乐方式。地上不再到处摊着人,但在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柜台前还是经常会踩到几只脚。宗教类书籍前似乎也没有什么信徒或僧人在到处张望。只是每一层楼里似乎都多了不少西装革履的人,他们看上去匆匆忙忙,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心中的疑惑没停留多久。我在散文柜台旁毫无目的地翻开一本书,就发现这些西装人要找谁了。两个西装人凑到我跟前,笑眯眯地看着我。这可比之前的信徒厉害多了,我想。这种目光如此熟悉,让我想起了写作时别人看着你打字的目光,或者考试时监考老师盯着你答题的目光。我只好抬起头,反过头盯住他们。这是一个西装男和一个西装女,两个人都打扮得干净利落,脸上笑靥如花。西装女看我有了反应,抢上前说:“先生,你对学英语有兴趣吗?”

我简直是大为光火。怎么会没兴趣呢?可是,哥堂堂拿了高级口译证书的人,又轮得到你问我吗?我又把目光重新投到书页上,看着两行字之间的空隙,冷冷说道:“没兴趣。”

“先生你现在念高几呀?有兴趣出国读书吗?”西装女不依不饶。

我的天。高几?我算算啊,估计得有高八了。何况,我又不是站在英语教辅的柜台前,我手上拿的是汪曾祺,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吗?我在心里呐喊着。于是我没好气地丢了句:“我就是英语老师,不用了。”

我立刻感觉到左脸颊上目光的温度发生了改变。这回的目光是一种看国宝的目光了。我猜都能猜到这两个西装人的内心独白,估计就五个字:谁他妈信啊!我暗自叹了口气,童颜这种事情真的很无奈。西装女怪腔怪调地说了一声“哦”,转身就离开了。西装男像一个小跟班一样快步跟在她的后面,走掉了。

我暗自窃喜。这么容易就打发了?可是立刻我又意识到,我为什么要喜呢?我应该感到悲哀,难道来书店就是跟一茬又一茬的随机人物战斗吗?我究竟要来书店干什么呢?汪曾祺我是彻底读不下去了。刚想把书放下,刚才那两个西装人领着一个年龄稍长的西装女过来了。年长西装女快走两步,蹿到两人的前面,靠近我之后,礼节性地弯了弯腰,表情机械地看着我说:“Good afternoon,what’s your name?”

嗬!我真正从生理上体会了什么叫一股血往脑门上冒。宣战来了?于是我也盯住她,刚想爆出一句“f*** off”,又觉得太粗鲁;想说句“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又觉得没有爆发力。正当我在斟酌那种表达方式更符合暴力美学的时候,突然一激灵:如果我也用英语回,岂不是容易被她把智商拉到同一水平,然后被丰富的经验击败?于是我脑子一转,硬邦邦说道:“能不能走开?谁允许你们来这儿推销的,你们再这样骚扰我要去找店长了。”

年长西装女冷笑道:“你去找好了,店长喊我们来这儿的。”

这下我真无话可说了,我开始不太理解我遇到的事情。我硬着头皮回应道:“请你们走,我就想看看书。”

年长西装女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那两个年轻的西装人跟在他后面,听到她近乎故意的大声嘀咕:“什么意思,我们也是有自尊的。”

我的情绪几近失控,仿佛开车时遇到旁边的车强行并线。“难道我没有自尊吗?”我终究把这句话咽了下去。我不想再在这里多待一分钟了,哪怕是打架。

自此,我真的几乎不再去书店了。就好像你看到过去你喜欢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世俗不堪的拜金主义者,而你过去不过是喜欢她的单纯。也许书店找来这些人并没有错,毕竟书店如此难生存,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究竟谁才是书店的生命?

我听到许多声音说,书店要死了。可事实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要死,用什么姿势死,因为我在逃避。就好比薛定谔的猫,即便你把盒子打开了,只要你仍然是背对着它,它还是属于死或不死的状态。对我来讲,书店死不死并不重要,因为它已经变得太多了。

 

(于 2014.09.19 发表在 北窗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