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是在讨论媒体吗?

我们在讨论媒体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绳命是入刺的井猜”

面对世界中的种种荒谬,我们往往会告诉自己:忍耐一下、姑且安之、社会就是这样、绳命是入刺的井猜。然而,如果李普曼是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媒体建构的世界里,当我们面对造世主时,却往往显得无比刻薄。

在十天之内,媒体形象两次引发公众爆点,高潮不断,流水连连。先是柴静把知识分子世界划成了两派:“她尽力了”派和“负分滚粗”派在舆论的制高点上棋逢对手,却很少有人想想是谁给他们提供了口水的舞台;再是国社记者的两篇两会记者手记被当成追星文,人们盯住“冲你这股认真劲儿,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一常识错误不放。对于媒体的悲观情绪再一次席卷朋友圈。
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媒体从业者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偶尔会为同行的不争气连累到自己而感到心酸,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明白这是这个行业的尿性:当传播内容的呈现出现异常,传播者的身份才会引起注意。而在相对自由的网络舆论场里,这一异常往往指向大家认为的错误。在国社记者采访陈道明的手记里,人们盯住“冲你这股劲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一常识错误不放,衍伸出对国社的人身攻击。这个逻辑,和两个月前大家因为汤计而赞美国社一样荒谬。面对这种荒谬,国社记者只能用绳命是入刺的井猜聊以自慰。
舆论场=垃圾场?

网民在网络上通过他们认为的言论自由实现了他们认为的监督权,而这是他们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他们并不在乎言论自由和监督本身的游戏规则。他们并不在乎言论自由和监督本身的游戏规则。作为一个有理想和节操的网民,如果在喷人的时候连自己是谁都不敢声张,这又是实现了哪门子的自由,监了哪门子的督呢?这是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还想去关心,那些真正有名有姓的人,有多少是拿钱办事,有多少是炒作噱头,又有多少是通过吵嘴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人们挥霍着自己积压的情感,在这个本来就充满垃圾的地方再添一添砖加一加瓦,努力让整个舆论场看起来能够更像垃圾场一点。

是的,这个地方充满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在谈论媒体的时候,我们压根不在谈论媒体。我们在谈论媒体在我们的想象中应当是什么,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想象也被媒体给框住了。这意味着媒体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很糟糕的形象。听上去很讽刺。
但这就是传播的逻辑。舆论场在且出于本能地该在传播大量的简单的、低级的、垃圾的和色情的信息,因为在获得任何信息都几乎一样廉价的环境下,这些信息更容易引起不需要思考的共鸣,并进而转发,再而布满了整个舆论场。为什么柴静这次的动静比之前崔永元大的多?在我看来,这首先是因为柴静是个女人,还是个大家都认识的女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的形象是非常好的消费品,而且是男女皆适老少咸宜。女人这个概念是不需要动脑子的,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传播素材。而大家批评她的煽情,恰恰固化了她的女人的形象。你如果让朱军来煽情就不会搞到现在这个地步。
当然,在柴静的整个事件里,不需要动脑子的传播素材有很多,比如公民职责,数据造假,等等。为什么不需要动脑子呢?因为它和人们对于媒体或者媒体人形象的构建是一致的。人们认为,媒体应当是对社会负责的,媒体报道的内容应当是有依据的,等等。这些等号是自然划上的。然而,之所以人们会自然划上,和媒体自己作死也有关系。媒体频频塑造自己的监督形象,在新闻教材里大谈理性客观。如果当初没有这样的铺垫,人们也不会这么自然地把两者划等号。这是媒体的自我建构。
然而,需要动脑子的部分就有一点困难了。柴静在演讲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采访大量的专家,这时候有人跳出来,说数据造假,专家有问题。紧接着,又有更多的人跳出来,说这个说造假的人的数据造假。很快,这个问题变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讨论究竟是你还是我更傻逼一点;另一个部分在讨论形而上的真实性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到这里就彻底终止了,因为找不到再继续下去的由头,也找不到回头的路。尽管柴静应该已经习惯被骂、对大多数评价都无动于衷了,但我猜她仍然会很高兴看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还有一些人模糊地认识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柴静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文化名人,还是媒体记者?这个问题很关键,直接关系到对于媒体的价值判断。然而,一些人只是盯着她是否还持有记者证、怎么会拿到NASA的信源等问题上纠缠不清,但毕竟比只关心她的女人形象要进步一点,不过进步得有限。这个行业里,充满了大量的拿着记者证却不干活、没有记者证却在当新闻民工的人。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长、跳槽电视台台长兜里还揣着记者证,而腾讯网这个本来应该连采访权都没有的网络媒体连潘基文的专访都做了。我们居然还在讨论记者证?!
被理解错了的媒体

我们不应该在知识层面上来探讨媒体,因为它本身不承担这个任务,它甚至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它是一个大筐,而这个筐装着它自己。因此,这个逻辑决定了它拥有无比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你的数据错了?可以,终归有人会跳出来反驳,而此时的反驳又必然会通过媒体来放大,而它又通过什么来确保其真实性?所以媒体受不了伤害,这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并没有在混淆媒介和大众媒体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已经宣称了媒介即信息,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分裂的特征。也许,并不是媒体错了,而是大部分人理解错了媒体。
仍然以柴静为例。我们在看待柴静的作品时,自然地分成了挺派和倒派。挺派认为柴静承担起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引起了全社会对于议题的关注。倒派认为柴静煽情,数据造假,背后利益集团不明,具体问题避重就轻。然而,这样的讨论几乎是必然的。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人站在柴静的位置上做类似的事情,都会遭致类似的评价和讨论,只不过讨论的内容可能不大一样。但问题在于:作为作品本身的衍生品,这些讨论难道不就应该是这一作品的价值吗?
对于娱乐明星,我们都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新闻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依靠名声来活,无论这个名声是好的还是坏的。之前提到,对应当前的传播逻辑,负面的反而是更容易传播的,那么利用负面新闻来维持自己的名声是快速而容易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玩法并不是只适用于所谓娱乐明星,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把每个人都拽到聚光灯下了。由于社交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社交的价值开始大幅降低,这意味着人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回同过去相当的社交价值。因此,在当前的社会里获得广泛的、持久性的关注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柴静作品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她抓住了当前的热议话题,在敏感的时间点播出,让许多连电影都不看的人默默地听完了她100多分钟的叨逼叨。最重要的是,她达到了我猜她想要达到的大部分目的:社会议题、个人炒作、价值灌输、鼓动宣传,等等。她的准备很充分,而由此延伸出来的讨论事实上都在这个作品本身的框架里:学术上的,政治上的,都没有跳脱,或者这些讨论本来就不想跳脱,只是想宣泄。从“做事”上来讲,柴静毫无疑问大获全胜。
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作品,就要看它直接面对的对象。这是一场类似TED式的演讲,她的直接受众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有闲阶级,是社会运动的爱好者。农民和快下岗的电厂工人不会同意柴静的观点?也许并不会,但会不会都无所谓,因为柴静的作品压根就不是冲着他们去的,否则她应该直接跑到工厂和村委会里去搞这个活动,而不是在一个高科技多功能厅里,面对着戴眼镜的观众们,在优酷上首发。她的作品并不直接面对政府决策,也不需要。她只需要引起有闲阶级关乎雾霾治理的讨论,就在作品的掌控之下了。置于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她不必关心。这一作品引发的有闲阶级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尾声

真正有意义的评价,是历史研究。看看《寂静的春天》遭受的诟病,你就知道对于作品本身的批评和延伸出来的框架内的批评都是很正常的。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寂静的春天》的确引发了后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及针对保护运动的反对运动,并且人们在这一探讨中衍伸出了各自的政治权力。这才是这一作品吸引力最大的地方,也让柴静的这个作品能够引发一些遐想。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柴静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一个很烂的作品,只要它能上舆论高地,拿下电视黄金档、报纸头版、视频网站头条,即便引发的是恶评如潮,它也有价值吗?我琢磨了很久,最终因为想到了春晚而不得不接受确实如此的事实。当然,柴静本身附加的影响力催生了舆论的膨胀。然而,有不少哭着闹着觉得以前也发声但是没人听的科学工作者们,他们本不必觉得委屈,因为首先他们不知道怎么上报纸头版视频网站头条,其次他们不是柴静。
这就是媒体的特质之一:传递和传递的延伸。所谓监督、教育等社会责任,本来就是附加品。一百多年前,浪漫派和自然主义早就已经扛起旗子来反对过这种不自然的属性。而现在,即便这些属性被强加上去,也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人们被卷入其中,看他们想看的,说他们想说的,然后装作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人们获得了轻松地满足感,并成为了所评论的对象内化的一部分。
冷静的人们,如果我们不那么着急发表评论多好。我们不会这么快被作品的刀锋割裂,成为七零八落的人。我们正在被讨论所吞噬,被垃圾所埋葬。我们被媒体笼罩着,如果我们不跳脱出来,我们不会看到更完整的世界。当然,也许我们会就此毁了别人的“成功”,但我们要相信,这世界上总有人会代替我们去做那无用功,不是吗?
(于 2015.03.09 发表在 新记者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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