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徐贲谈读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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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团队成员:王菁、聂可

【精彩观点预览】

◆ 人文教育就是读写教育,听起来轻飘飘,甚至老生常谈,但其实不那么简单。
◆ 现在中国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情况呢?基本上都是知识拼盘,以此代替人文教育,是自己哄自己。
◆ 任何教育的最大困难都是教师。罗马时期,学生跟老师学是要付学费的。教师会问学生,你以前学过没有啊?学生说学过一点。照理说学费应该便宜一点吧?不。学费双倍。
◆ 我如果没有体验过软弱,我不会知道勇敢是多么可贵。只有认识到人性的黑暗,才能知道光明在哪里。我有很多犬儒的体验,这是个出发点。
◆ 叔本华说,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意志,一个是理性。意志能看不能走,骑在理性的肩膀上。理性是瞎子,能走不能看,意志让他向哪儿就向哪儿。

6月6日,政见团队在苏州采访了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以下是访谈的下半部分。点击这里阅读访谈的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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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教育≠知识拼盘

【政见CNPolitics】您之前写过一本书《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很多人评论是“不仅授人以渔,而且授人以渔”。既然阅读这么重要,如何去引导大家的阅读?

【徐贲】我们现在培养阅读能力一定要有操作性。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在具体的场景下开展训练,超出这个就是空谈。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些是基本的能力,每个学生念大学都必须有的,我们可以设置这样的课程。这就是人文教育了。

人文教育就是读写教育,听起来轻飘飘,甚至老生常谈,但其实不那么简单。在我的学校,六门课是学生必选的,不管你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这些课叫基础课,2门是写作,4门是阅读。我们在这几门课上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批判写作以及说理等基本的技能。这几门课是没有主题的,不是subject courses。

而通识教育就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情况呢?基本上都是知识拼盘。比如数学系的,要选几门英文系或人文、社会科学系的课,这就是拼盘。以此代替人文教育,是自己哄自己。有些学校英文系教浪漫主义文学的老师,教别的系的人还是教浪漫主义文学,对人文教育并无实际作用。这门课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批判思考能力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都是在用通识教育代替人文教育,我一直说这没什么用处,很多大学的老师都跟我说,我们都明白你什么意思,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只能这样。我认为,如果不把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加以区分的话,就不能设置符合人文教育自己教育目的的课程。

美国现在的教育观念中有课程(curriculum)和教育课程(educational curriculum)的区别。前者是写一个syllabus给学生,后者是一个总的目标,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或者人文教育的批判思维,是教育课程的目标。但是现在中国的状况做不到。有一次开会,一位上海的大学老师跟我聊到人文教育课的事情,我问她课堂上有多少学生?她说有一百多人。那怎么教呢?怎么讨论呢?
但是这也许还不是最困难的。任何教育的最大困难都是教师。罗马时期,教师的好坏对学生的影响不是一点点。学生跟老师学是要付学费的。学费怎么付呢?教师会问学生,你以前学过没有啊?学生说学过一点。照理说学费应该便宜一点吧?不。学费双倍。什么道理呢?如果碰到的是差劲老师,学了不好的东西,还得把那些东西去掉,这样后面的教师就要花双倍的功夫在你身上。

现在碰到对人文教育力不从心的老师是常态。我不是看不起这样的老师。我很理解,他们自己都没有接受过人文教育,他们怎么知道人文教育怎么教啊?教育是个传承的问题,而且教育是带有制度记忆的,一代代传下来的。制度性记忆很重要,形成了一个传统,而且有积累,越来越丰富。我们积累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性记忆呢?如果一代一代人都是学毛选出身,那么学毛选就会成为制度性记忆的一部分。

当然,现在想搞人文教育,这种意愿是好的,但是路子不对。有的教授自己没有实际的教学经验,却在那里指导人文教育,那我就要问了,你会不会教啊?他说他儿子在美国接受人文教育,笔记记得密密麻麻。我儿子还是眼科医生呢,我能凭此给别人医治眼睛的毛病吗?

有经验的老师和没经验的人文教育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说给学生布置一些阅读文本就可以完事的。人文教育的重点在与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讨论和说理交谈,而这是需要引导和训练的,且每堂课上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需要老师随时与学生互动。

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文教育的老师呢?比如我们学校,一共也就2000个学生,一年差不多500个新学生,这500个学生要开大约30个班,那就需要30个老师。不可能找30个教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老师同时来教。这就涉及到课堂上的教学具体要求:在人文教育的课堂里,老师不是去传授关于古希腊的专门知识,他是去引导课堂讨论的。他不需要是希腊专家,结果一定的统一培训,各个系的老师都可以担任这门课。他们的重点只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当然,每个老师的能力不一样,对学生的启发程度当然也不一样。比如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点、线、面和那些几何公理,学生们中学都学过。老师就可以告诉他们,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特点是用文字来表述的,用文字形成一个概念的体系,这与埃及几何只用图像来表示是完全不一样的。欧几里得里面,所有的推论都是从一个点的概念,也就是定义,出发的。点的定义是什么?点只有位置,不占空间。所以你把点画在黑板上,那就不是点了,因为它占了空间。所以真正的点只能存在在头脑里,这就是柏拉图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我们看到的任何点都不是真正的点,但我们作为人可以理解点的概念,这是为什么?你可能说是因为上帝给了人这个能力,也可能说是人有某种学习的基因。这样的讨论会让学生对人更感兴趣,也有新的认识。

四、知识分子的构成已经大大变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犬儒主义的气氛。如何评价这种气氛?知识分子的沉默是否是一种抵抗?

【徐贲】犬儒主义普遍存在于任何现代社会之中,其实我自己身上又何尝没有犬儒的东西。一个人,生活在受限制、不自由的环境里,是不能把自己太当真的。我经常拿自己开涮,因为我不take myself seriously。这种犬儒可以理解为清醒意识、生存策略,或是弱者的抵抗。但这种抵抗并没有太大现实抵抗。不过在我的书里面,我想传达一种对犬儒主义更有批判性的看法,我不希望太多的人真的完全变成犬儒,因为这样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政见CNPolitics】你在很多文章和书里呼吁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不要犬儒,但您刚才又说您是犬儒的,这矛盾吗?

【徐贲】不矛盾。因为一个软弱的人,特别希望有坚强的人支撑我们的理想。我并不是一个革命者,我没有勇气,所以我觉得勇气很重要。亚里士多德说,你要是不害怕,你不是个勇敢的人,而是个莽撞的人。我如果没有体验过软弱,我不会知道勇敢是多么可贵。只有认识到人性的黑暗,才能知道光明在哪里。我有很多犬儒的体验,这是个出发点。

【政见CNPolitics】您现在身在美国,但仍然一直关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公民问题。那么,您通过什么途径来关注呢?是否就少了很多亲身的体验呢?

【徐贲】我写专栏,就需要由头,所以对新闻看得很仔细。

人在形成时期的体验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有个“记忆隆起”,在青年时期的记忆,对我非常重要,成为我的记忆参照点。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对大屠杀这么关注?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记忆隆起,对于集体来说是一个参照。为什么我写这么多文革的东西呢?就是因为那是是我的记忆隆起。所以我能理解其他有相似经历的人,我能理解钱钟书杨绛。其他有类似经历和体验的人,就也能够理解我。有时候不用明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

【政见读者提问】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应该怎样合理地参与政治?

【徐贲】每个人有不同的参与方式。一个行为之所以有公共参与的价值,我们把这个行为视为社会参与的时候,你已经不是把它看作普通行为了,已经带有目的了。我想,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自己设计和构建。这个机会不是现成的。

【政见读者提问】我们经常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假装睡着的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经常因为对一些事情有分歧(例如,外长加拿大问答会、台湾问题)而争吵,无法沟通。当我试图用逻辑说理给他们分析事情的时候,他们被他们的爱国情绪所控制,完全无法接受我的逻辑分析。而有的时候,当我表明我的立场(我也是爱国的,我也是为中国好),他们才稍微放下对抗的情绪。我想问,对于这种“爱国”的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公民教育?

【徐贲】有一种说理模式,叫Carl Rogers说理模式,他是个心理学家,专门教神经病学习与他人沟通。他说,任何说理要从共同点开始说起。你说,你们俩都爱国,才能开始讨论,这就是第一步,寻找共同点。接下来,就是面对分歧,双方都要耐心地听完对方的话。最后,不是说我和你之间一定要有个人是对的,而是我们俩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立场和看法,尽可能形成某个共识,或者至少化解彼此的对立和敌意。

但是,人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说理最重要的,是人愿意被说服。叔本华有个很好的比喻: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意志,一个是理性。意志能看不能走,骑在理性的肩膀上。理性是瞎子,能走不能看,意志让他向哪儿就向哪儿。好比,你想要买东西,可以找5个理由;你不要买同一个东西,也能找5个理由。所以,前提是人要愿意被说服,才能有后面理性的东西。那些不愿被说服的,你不睬他就是了。

【政见读者提问】怎样在论点和所需证据之间建立有效论证?换言之,胡适先生说,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假设的验证到底是如何进行的?这虽然是个入门级的问题,到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弄透。

【徐贲】很简单,我们需要怀疑主义,但那是一种建设性的怀疑主义。一味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犬儒主义。胡适说的很精练,你有一个想法,自己要先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这就是批判思维。反驳应该先来自于自身。我应该自己先检查一下这个想法,带着别人可能有不同想法的这个观念来求证。

我举个例子,我跟一个人说,你爸爸是坏人,我举的理由是,“我爸爸说的。”但是在说这个话之前,我要想一想:如果我这么说了,对方肯定要说:“你爸爸算什么东西啊!”我如果先想了,这个话我就不会说出来了。

所有的理论都是为了解释一些现象的。但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世间有什么这样的真理,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的理论是在有效的范围内不被证伪,如此而已。如果超过了范围,我们会形成另外一个理论。好比牛顿的经典力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足够了。但它只是一种假设,等到超过他的有效范围,就不成立了。但是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太适合用于日常生活。所以理论和假设都是有自己的范围的,有些是可以并存的,有些是互相矛盾的,这样一环套一环,知识就积累起来了。

【政见CNPolitics】你之前出版的不少书里面有“出版说明”,里面有出版商声明,说作者文责自负,不代表出版社的意见。然而事实是,书仍然还是出版了的。您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出版商的一种“入世”态度吗?

【徐贲】这其实是一个表示姿态的游戏。我是美国国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做这样的声明,责任是我的。这实际上是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出版社要挣钱,但是又不想担太大的风险。所以这是他们自我审查的结果,觉得总比不给自己留条后路要好。这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觉得这么做好像真的有什么用。

之前我在一个出版社要出一本书,三审都过了,胶片都做了,结果他们一个领导说看了浑身不舒服,就不给出。这就是不说理。你不能说你看了不舒服,鼻子痛、眼睛模糊,就不出,这算什么理由?但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出版社有个编辑给我来一封信,说她花了太多的功夫在这本书上,最后是这个结果,她真的哭了。

现在的人有些无所适从,本能和判断是不一致的,本能就是觉得书里确实说了真话,但是立刻就又觉得这个很危险。他们的危险感非常强。

【政见CNPolitics】您作为英文系的教授,为什么好像很少用中文写作关于文学方面的书呢?

【徐贲】这个说来话长。我关心知识分子,但是谁是知识分子已经大大变化了。从19世纪最后10年开始,到1940年前后,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是文人、作家。到了70年代,不是这样了,是学政治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他们寄生在大学里,成为知识分子主力。现在的作家、作品已经彻底边缘化了,他们对现实的思考是稀释了的,现在主要是讲故事了。我既然是用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关注与思想和观念有关的问题,也就很自然不会专注于文学。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问题已经不在文学里了。所以牵引我的主题还是知识分子,文学不过是我吃饭的工具罢了。

我教的都是文学课,但是什么样的文本最适宜于我特别想谈的问题呢?已经不再是文学了。哪怕是眼下很著名的作家,也都不足以谈论我想要谈论的问题了。专门的著作多得是,我何必要用文学的那些经过稀释的文本呢?

【政见CNPolitics】长久以来您都一直关心知识分子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您觉得失望吗?

【徐贲】不失望。这个话题我一直很感兴趣,凡是出来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新书我都要找来看的,看看人家是怎么想的。

有些话题是会失去兴趣的,比如我硕士论文写《了不起的盖茨比》,你们再也不要跟我谈《了不起的盖茨比》了。我虽然没有厌烦文学,但现在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了。我有时候和我太太出去散步,看到书店里的旧书,都是我青少年时代念过的,比如《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以前念得滚瓜烂熟的。我就买回来,想着有时候看看,一方面也是怀旧,一方面是给自己留一点念想。这种书我买了不少,但我知道我也许永远不会再看了。没有时间。

【政见CNPolitics】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徐贲】没有。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准备在家,多花一点时间跟孙女在一起。但是也许还会有什么约稿之类的,不知道。人生就是这样,都是偶然的。在偶然中发生,在偶然中度过。

 

(于 2016.07.28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原标题:《徐贲:只有认识到人性的黑暗,才能知道光明在哪里》)

访谈|徐贲谈读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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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团队成员:王菁、聂可

【精彩观点预览】

◆ 人的头脑里没有专事阅读的基因,需要借助一些已有的功能来发展出阅读的能力。
◆ 阅读能力的发展需要由低到高经历五个阶段:萌芽、初级、解码、流畅、专家。
◆ 要训练批判思维,就要选择合适的阅读文本,要讲究阅读方法。
◆ 写得多的人知道的越来越多,因为他会对越来越多的东西发生兴趣。
◆ 文章最重要的是过渡。这个过渡是你创造出来的。所以很多人等待自然的过渡,可能永远等不到。

6月6日,政见团队在苏州采访了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时值高考前夕,我们的谈话从读书开始,延伸至如何培养阅读、写作的能力,怎样开展人文教育,最后谈及知识分子、犬儒主义等话题。

另外,我们在采访之前向政见读者征求了问题,并且选择了部分向徐贲老师提出。

政见团队将在今明两天分两次发布此次访谈的内容。以下是访谈的上半部分。

一、发展阅读能力的五个阶段

【政见CNPolitics】中国的孩子从小被教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读书”和“阅读”有什么差别呢?

【徐贲】高考是改变人命运的机会,现在看起来还是这样。中国现在有很多不平等的问题,高考说起来还是许多不平等因素中比较平等的。

考试的第一门是语文。语文和阅读、写作是分不开的。以前的阅读与写作主要是纸面上的,而现在也包括电子信息的阅读。人们常以为,只要认得字就可以阅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有一本书《普鲁斯特与乌贼鱼》说,人不是天生就会阅读的,阅读是后天发展起来的能力。人的头脑里没有专事阅读的基因,需要借助一些已有的功能来发展出阅读的能力。比如,人一生下来能够辨别物体的大小、距离,人能够学说话,而阅读是综合了这些天生能力的结果。

人类用了两千年才发展出阅读能力,一个孩子要两千天来发展这个能力。阅读能力不是说发展就发展的,需要由低到高经历五个阶段:萌芽、初级、解码、流畅、专家。前两个不说了,主要是说小孩子念的一些启蒙读本。到了解码级,就是比较正规的阅读了。我们现在考的主要跟解码级有关。

解码是什么呢?我们读一篇文章,文字是编码,要解码就是要读得“懂”。但是文章不只是码,阅读也不只是解码。所以到了流畅级,考察的是对文字之外意思的领会和解释,比如说明喻、暗喻,这就是流畅阅读需要的能力。更进一步,专家级是看你有没有批判思维能力。比如说,现在是冬天,树叶掉了,氧气减少,有人说你需要一个氧气枕头。这句话,解码、流畅都没有问题,但是仔细一想不对。因为北半球是冬天的时候,南半球是夏天。而且,地球上的大部分氧气并不来自树木的光合作用,而是来自海洋。地球近赤道的地方并没有冬夏变化,等等。有很多的理由加在一起,最终你就会发现,一开始给你解码的那个文本是有问题的,是虚假信息。这个例子算是可以用经验和科学来识别的,但有些判断是没法用经验识别的,如用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的解释。所以更加需要批判思维。

解码、流畅的阅读都是技能性的,只有专家级阅读是思考性的。

我们常常会通过文本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比如,读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你先能够解码,读懂这个文本,就很不错了。那么流畅级是什么样的呢?比如你读这部剧,觉得这部剧可谓是莎士比亚所有剧中最理性的一部,给一些理由;然后你也可以找到一些非理性的东西,给一些理由;最后你把这些理性的东西和非理性的东西放在一起,读出了文学的“暧昧”和人性的“复杂性”。把这个读出来,就是不错的流畅阅读了。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部剧,可以从这个剧读出什么与我们今天有关的东西?我们读这部剧,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专家级了。布鲁塔斯把凯撒杀死了,但是布鲁塔斯并没有得到政权,因为他被复仇的安东尼奥杀死了,最后得到权力的是什么力也没出的屋大维。我们把它放到现世政治中会发现,不少政治的“谋杀”都是这个规律,人算不如天算。比如苏联,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坛,但赫鲁晓夫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赢家,因为他犯下了背叛的罪行。而下面恢复秩序的是勃列日涅夫。你如果把戏和现实联系到一起,就是超过流畅阅读的能力了。

【政见CNPolitics】阅读既然是习得的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

【徐贲】不同的教育方式其实都在培养不同的阅读能力。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有扫盲运动,培养人看报、听广播,为的是便于接受官方的宣传。这也是所谓“学习领会”的能力。而文革以后曾讲的“读书无禁区”,则是提倡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实我们进行流畅级以上的阅读的机会是不多的,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读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很丰富的,有形成想法和训练思维的能力。但是,读文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你看理工科的人,整天要做实验研究,没有时间;而外文系的,也要花很多时间在背单词、学习语法之类的技能训练上面。所以就算在大学,也很少有人有时间去读文学。就算你在文学系,也要看时运,看你念的具体是什么。我原来也念过中文系,待了两个月就走路了。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我们念的是《龙江颂》,或者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这些文革遗留下来的东西。它们的阅读是有固定模式和正确解答的。

所以,要训练批判思维,就要选择合适的阅读文本。

还有就是要讲究阅读方法。比如刚进来的学生,你给他读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他能读懂就不错了。接下来你就要讲,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家喜欢用一些怎样的修辞手法,可以去分析这些修辞的文学性。再接下来,就要引入一些政治学的概念,让他们进行批判阅读。比如马基雅维利提到,统治有两种手段,一个是用恐惧,一个是用爱,前者比较有效。读得时候就要想:有没有道理啊?对不对啊?恐惧可能有效,但道义上对不对啊?这些就是批判思考了。你可以再联想现实,比如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他没有章程,就是反对、反对、反对,就是利用人民的害怕,这是法西斯蛊惑群众的惯用手段。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也是利用人们的恐惧。中美两国怎么会有这种类似的群众政治现象呢?

所以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解码和流畅这两个阶段,不然阅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是今天没有事情干,才在那里读本马基雅维利,我们读是为了有目的地思考,而思考是有不同层次的。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选择阅读的文本很重要。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信息和知识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徐贲】完全不同。不仅信息和知识不一样,知识和智识也不一样。比如说,文艺复兴前期,那个时候的知识指的就是记住古代的事情,记得越多就越有知识,知识就是所能记忆的东西。这就好比冷兵器时代,你力气大,战斗力自然强。那个时候的知识是不需要甄别的。所有古代传下来的知识,都是值得保留的。我会背300首诗,你会背200首,我就比你有知识。

到了16世纪,开始变了。蒙田出现了,知识观在他那里发生了变化。蒙田是非常有名的散文家,散文是essay,essay就是try out的意思。什么是try out?那就是把“我”放在知识的中心,对“我”有用的搜集起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知识者”了。你看蒙田的散文,都是我怎么怎么。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一个知识的处理者了。

你看钱钟书记性这么好,懂得很多,我们现在需要记那么多东西吗?根本不需要,许多都是一上网就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的。但是记忆不是没用了。就像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说的,你现在不需要走路去上班,但是你走路还是可以锻炼身体。一样的道理。不是说我们有了电脑就不需要记忆了,还是需要,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智识中重要的部分。我念一本书需要短期记忆,要是念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我还怎么把它们串起来,融会贯通?我念一本书,过了许久之后,念另外一本书时,联想起以前念过的那一本,重新有所领会,这就是阅读比较长期的记忆。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记忆。记忆力从哪里来?就要训练。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这么多东西要记,怎么办?那个时候开始有“记笔记”这一回事,但不叫notebook,叫commonplace book。什么意思?比如一个书里,描写衣服的,描写人的,分解以后记在笔记里,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组装。我要写文章了,要描写天气,就去描写天气的笔记里找,或者已经记得里面记下的,诸如此类。

记忆对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埃及神话中说,书写是由Theut(希腊神话中叫Hermes)发明的,他跟法老说,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工具,来代替我们很不可靠、很脆弱的记忆,从此人们不需要靠记忆了,他们可以把东西写下来。法老一点也不兴奋,他说,记忆是神给我们的能力,你现在用外在的力量来代替人内在的力量,使得人的灵性减弱了。书写给了人用知识的假象来冒充知识的机会。我们写的东西未必是我们真正懂的东西。你们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有的就是垃圾,拾人牙慧,这是知识吗?但是看上去,洋洋洒洒几万言,旁征博引,好像很有知识。

写跟想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让这两种功能一致起来,要鼓励学生写他们理解的东西,要充分理解了,弄通了再写,要说真话,清楚地把真话形成文字。你想不清楚,就一定写不清楚。不是说要你写得很华彩,用修辞代替说理就可以的,或者用个微博,发个一百多个字的警句格言,全是结论没有过程,搞得跟维特根斯坦似的。

【政见读者提问】我自己在阅读了很多东西之后,因为不像别的活动会产出即时而有形的产品,有时候会怀疑它们的效用,即是不是自己真的掌握了这些知识。看过的东西有的会遗忘,自己想写文章却又总觉得写不出像样的东西……虽然自己实实在在感受到了阅读带给我的提升理性、逻辑、精神境界等方面的好处,然而现在社会中蔑视阅读和知识的反智主义越加猖狂,毕竟还是想要看到它能不能生产出比较好的成品的……又或者,阅读本就不是一件抱着功利目的求结果的活动?

【徐贲】很多人的阅读是消遣性的,用阅读来放松自己,这也是一种用途。有人认为,阅读可以使人跟别人不一样,变得更有见识或更聪明,把这个当做阅读目的,这也是一种用途。还有人觉得阅读可以提高审美情趣或修养,有阅读经验的人比没有的更能欣赏好的作品,同样也是一种用途或目的。阅读没有单一的目的。

这个其实和写作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老先生,是基督徒,写了一本书送给我,跟我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受到了上帝的很多恩惠,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东西,是上帝给我的。”其实,你写作的时候,你是带着目的去的,会发现很多以前不太注意的东西,这个是思考带给人的更大的关注范围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写得多的人知道的越来越多,因为他会对越来越多的东西发生兴趣。如果对足够多的东西发生兴趣,那么不光写作的可能多了,而且有了一个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的可能。当然,许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潜能。所以,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奢侈,值得好好珍惜。

二、写作是个发现的过程

【政见CNPolitics】您怎样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

【徐贲】我写得多。我妈老问我,你老是在写,有没有写完的一天?我说不会的,越写越多。写作是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是个发现的过程。当然,写不是说有个想法就完了,写是要成文的,有结构的,而成文的能力也是在写的过程中获得和增强的。

我最近在给新京报写托尼·朱特的遗著《思虑20世纪》的书评。托尼·朱特跟我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他让我想到了自己与他相似的地方。他原来是个历史学家,是个学院里的写作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受邀给纽约书评写评论,起初不会写,写写就会了。我开始也是走学院路线的,新京报找我写评论,我推了好多次。我推辞,一个是不愿意,另一个是我不会。

但是逼上梁山,慢慢地就会了。现在我觉得这种公共写作对我太有用了,因为这使得我必须面对普通的读者。你给报刊写文章,这些读者是有些文化的一般读者,所以必须简略一些,但不能太简单。写到的问题是具体的,但同时也要能提出一般性的看法。一篇评论要有个由头,但是就事论事是没有意义的,后面一定要介绍一种理论、或者看法,或者某种知识。托克维尔的文章极有阅读价值,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具体讨论时,不断在提出有意义的一般性观点。

【政见CNPolitics】您开始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模仿的对象?

【徐贲】没有。但也有引导我的的,是我父亲(徐干生)。我父亲的文章才写得好,你们可以去看看我父亲写的《复归的素人》。他不给我讲文章,只给我改文章。我从他的改动里悟出很多道理。比如说,文章最重要的是过渡,从一个想法到另一个想法要很流畅。好的作者有一个想法,不会一两句话就过去,一定会在这个想法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形成一个段落,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中间一定要有过渡,这个过渡是你创造出来的。文章本来就是创作的,不会是自然的。所以很多人等待自然的过渡,可能永远等不到。

我们在教学生作文的时候,不是叫他们写research paper,而是教“I search paper”。比如要学生写一篇波士顿河流污染的文章,你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然后就写,写到知识穷尽的时候,这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你会有很多想知道的东西,比如100年前河水是怎样的,50年前河水是怎样的。你不写就不会产生想法。这个时候就会去找你想要的知识,一次不够,再写,再搜索。我们不会说叫学生找几本书,几篇文章先研究一下再写,以期下笔如有神或一气呵成,这样会把学生教傻的。

如果你真的有思考和写作的兴趣,又勤于写作,那么写作是不会穷尽的,除非是变懒了,不想写。克服懒惰就是在不想写的时候也勉强自己去写。对于普通的学生来说,这尤其困难。不过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经常被催稿,写作弄得像上瘾似的。这样并不好,因为一个人上瘾任何东西,就会对其他东西丧失兴趣。我太太和儿子是NBA金州勇士队的粉丝,他们通电话,会说到很多球赛的精彩亮点,我在一旁写我的东西,不听他们说的。所以我太太说,你越来越无趣了(笑)。

【政见读者提问】我是一个喜欢英文写作的人,至少我感到我很享受写作的过程中思维的表达。马上要去UIUC读金融硕士了,也想选修一些写作方面的课。对于我这种没有受过专业写作训练的人来说,您推荐我选哪些课呢?

【徐贲】金融写作和普通写作不一样,肯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问题我倒真的不知道如何给你一个有用的回答。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写作,一些基本的写作技巧应该是差不多的,比如你需要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需要形成一个清楚达意的主题句,每个段落的第一句或中心句要回到这个主题,每个想法之间保持自然的逻辑联系,这些东西应该是一样的。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于 2016.07.27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原标题:《徐贲:没有人天生就会阅读和写作,读写能力可以这样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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