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谈|重金属音乐扩散全球,互联网是源动力吗?

TheBigBangTheory

对很多人来说,重金属音乐已经不那么 “重” 了。

尽管不是人人都能接受这种音乐类型,但生活中充斥着大量更难听的声音,相比之下,重金属音乐至少还是一种 “音乐”,并频繁地出现在音乐节、体育场和电视广告里。

在中国,音乐爱好者对铁娘子(Iron Maiden)和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名字已不再陌生,肆伍、霜冻前夜、AK47 等本土重金属乐队也都拥有大量粉丝;而超载、唐朝等老牌乐队如今则被奉为经典,他们在多年蛰伏后频繁亮相,唐朝甚至在 2014 年获得了华语金曲奖颁发的 “殿堂级乐队奖”。

这一成就在 30 年前乐队成军的时候恐怕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著名音乐文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在 1982 年就已出版,那个时候还没有对中国乐坛产生重要影响的重金属音乐一定也会榜上有名。

那么,重金属音乐是如何从一个个别地区的地下边缘文化,变成如今在全球拥有很多死忠、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流派呢?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世界范围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重金属文化从北欧、西欧、北美一些小地方,向全世界扩散开去,在各地生根发芽,这个过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

学者 Mayer 和 Timberlake(2014)通过研究重金属音乐于 1991 年至 2008 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指出重金属音乐文化的扩散与互联网的发展及个人电脑的普及程度关系紧密。

互联网东风吹响重金属音乐扩散全球的号角

一些读者可能会想:任何一种曲风的普及,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重金属音乐有何不同?

两位学者的研究出发点,便和重金属音乐的特征有关。他们认为,与很多其他类型的摇滚音乐及流行音乐相比,重金属音乐风格一直保持着大量的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特征,比如巨大的音量、高度失真的音色、故意扭曲的唱腔,尤其是大量涉及种族主义、撒旦主义、恋尸癖等非主流或者十分小众的主题,很难通过主流媒体或者主流文化机构的传播来进行扩散,结果这些乐队仍然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有的甚至在商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因此,重金属音乐的传播和其他许多更为主流的音乐类型的传播有本质区别。

为了从理论上区分这种文化扩散的模式,两位学者采用了 Rogers(1983)提出的扩散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扩散模式可以分为:中心化的(centralized)/非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经济的(economic)/政治-文化的(political-cultural)。其中,中心化的扩散模式指大型机构或中介通过自身的功能和强力迫使别人接受,非中心化则指较为平等的个体或团体自发地接受;经济的扩散模式指能够快速获得经济回报的产品或技术的扩散,政治-文化的则指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扩散。

重金属文化的扩散,显然属于非中心化的政治-文化扩散模式(decentralized political-cultural diffusion)。这种扩散模式普遍缺乏可量化的指标,在响应机制的逻辑上十分模糊,研究起来十分费劲,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愿意去接这个锅。

Mayer 和 Timberlake 的接锅方式,是指出互联网本身作为一种非中心化的技术,与重金属音乐紧密呼应。为了证明这一点,两位学者考察了著名重金属音乐网站 The Metal Archives(下称 MA)中记录的不同国家在 1991 至 2008 年里每一年所有新组的重金属乐队发行处女唱片的数量,并且通过先期的研究,认为这个数字也可以用来衡量重金属音乐在该国该年份的消费水平和普及程度。他们还采集了这些国家的人口、互联网及电脑用户数据作为对比,并控制了净收入、政治开放程度、市场开放程度、地理位置等因素。

考察了 150 多个国家的状况后,他们发现,几乎每个国家的重金属乐队每年发行首张专辑的数量,和这个国家里的互联网及电脑用户的数量,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尤其是在 1990 年以前还没有什么重金属乐队的国家里,互联网及电脑用户每增加 1%,这一年重金属乐队发行首张专辑的数量能够增加超过 5%,数字相当可观。

此外,从地域上来说,一个地方的重金属乐队先站起来,会带动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重金属乐队一块儿站起来,由先站带动后站,从而达到共同站起来。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重金属音乐是借助了互联网普及的东风,由个别地区逐渐扩散到全球,从而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门音乐类型的。他们同时认为,可以用同样的视角来考察其他相似的非主流文化类型。

这一研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一种技术革命的扩散会带动拥有相似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的扩散。这一研究似乎也说明了,正是互联网这种看上去更民主的媒介,打破了重金属音乐这种亚文化因为上不了台面而难以传播的局限,联系起各地本来相互隔绝的一个个非主流人群,并进而通过星星之火烧了整个草原。

然而,这个研究也有很多问题。首先,从研究对象来讲,两位学者在 MA 上的采样只是针对了发行实体唱片的乐队,而新时代的乐队很有可能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发实体唱片,只在网上发电子唱片,这是互联网带来的音乐行业的一个新的转变,但这个考察互联网能力的研究却没有考虑进来。这个研究也没有考虑到音乐圈就这么些人,有些新乐队的新唱片很可能是之前某个乐队解散或单飞出来的音乐人拉了其他一些熟人另开炉灶,因此这些新唱片的增量未必代表重金属文化普及的增量。

其次,重金属音乐不是一个同质化的音乐类型,黑金属、死亡金属、新金属、前卫金属、长发金属(Hair Metal)、农业重金属,各有各的独特个性,互相斗争,互相看不顺眼,全放在一块儿讨论,未必合适。此外,这个研究中缺乏对扩散接受端的考察,忽略了各地重金属爱好者的主动性,以及不同社会对多元文化不同的包容程度,这使得整个扩散过程看上去像是一种西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全球文化单方面的 “皮下注射”。

社会转型孕育大量重金属歌迷

一些更早的研究也许可以作为参考和补充。Harris(2000)用更微观的视角考察了重金属音乐在地方的接受和再生产,他重点研究了重金属音乐当中最为极端的几种音乐类型(黑金属、死亡金属等)的扩散和本土化过程,并把巴西著名的死亡金属/激流金属乐队埋葬(Sepultura)作为主要考察的对象。

Harris 提出,极端金属风格似乎更加小众,为什么以埋葬乐队为首的极端金属乐队却赢得了大量的巴西歌迷?甚至,生在巴西这个重金属进口国,埋葬乐队又是如何能够进军美国,并打入主流市场?通过对音乐的历时性分析,Harris 发现,埋葬乐队的音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84 年成军至 1995 年,乐队以主动挖掘并模仿黑市中能够听到的欧美极端金属乐队为主,用蹩脚的英文以及搞出与欧美乐队类似的动静宣告自己和国际接轨;1996 年的专辑《根》(Roots)是乐队风格的转折点,这是他们来到美国进军国际市场后,首次系统地将巴西传统音乐元素融合进自己的音乐,成为乐队最为畅销的专辑之一。尽管1997 年,乐队主唱宣布离队并组了新乐队飞魂(Soulfly),但两支乐队都把民族声音和金属音乐的融合尝试持续了下去。

通过分析埋葬乐队的案例,Harris 指出,极端金属音乐向外扩散的初期仍然是以一种粗糙的方式为主,例如埋葬以及其他巴西极端金属乐队的成员大多是通过邮寄、黑市交易的地下方式获得欧美的音乐资源,并通过单纯的模仿把这种音乐带给少数本地的音乐听众,影响力十分有限。真正让这些乐队走到台前的,还是巴西在八九十年代的开放性的经济转型后,摇滚音乐在巴西寻得了大量市场,并培育起了歌迷金主。尽管这些极端金属乐队的听众大多是比较穷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阶级,但他们数量众多,使得乐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这个时候,吸引巴西本土歌迷的实际上是这种凶猛又新鲜的音乐形式。而埋葬乐队一开始对欧美极端金属的充分模仿,摆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姿态,于是也迅速被国际乐坛注意。而他们在后期对本土音乐风格的借鉴,不仅成为了乐队身份的标识,也让极端金属音乐在发源地 “出口转内销”,在世界各地成为巴西金属音乐的代表。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唐朝乐队:乐队对中国传统音乐形式的借鉴,不仅让乐队成为了中国最出名的金属乐队之一,也成为了最出名的中国金属乐队之一。这个本土化和再出口的情形,不是简单的用互联网的普及就可以完全解释的。

社会主流价值观拥抱重金属音乐

在接受端,除了重金属乐迷,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如果一个社会整体的主流价值观拒绝重金属这样的艺术形式,重金属乐迷数量再多也没什么用。当然,这个 “社会整体的主流价值观” 很难去量化,但我们也许可以用人们是否对重金属音乐有更大程度的包容能力来衡量。

Bryson(1996)曾经考察了美国人对于重金属音乐的包容程度,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对不同类型音乐的包容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在收入和职业地位相近的情况下,学历越高,难以容忍的音乐类型越少。也就是说,即便一个高学历者和一个低学历者都不算喜欢重金属音乐,前者也会比后者持有更包容的态度。根据这个研究的逻辑,高学历的人更能够接受多元化的音乐类型,那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个社会整体对不同音乐类型的包容性也就越强。

这个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理论上来看,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布迪厄在《区分》中持有的教育程度越高接受能力越低的看法;第二,从对本文的意义来看,研究结果说明了教育程度也是非主流文化扩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整个非主流文化的扩散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第二个意义尤为重要,因为这牵涉到自由教育的根本逻辑。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奇奇怪怪的癖好和倾向,也许谁也不比谁更高尚,但文化传统决定了一些会比另一些更吃香。实现个人的文化自由,就是在不受到也不开展道德绑架的前提下,能够自如地进行文化实践。自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人与他人沟通和理解他人的意识,因此教育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在观念上的枷锁。

尽管冲突论者和人类生存本性所导致的社会分层会一直冲击这样的自由乌托邦,但这就是自由教育的价值:一个能够包容多元价值的社会,不仅让这些非主流文化能够拿的上台面,也能让很多事情拿的上台面。在很多年前,把金属音乐作为学术讨论的对象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现在不仅可能,更是成为多元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若这样的进程能够继续保持,笔者很看好,在不久的将来,对苍老师和凤姐的研究也可以成为显学。

参考文献

Bryson, B. (1996). “Anything but heavy metal”: Symbolic exclusion and musical dislik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884-899.
Harris, K. (2000). “Roo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within the extreme metal scene. Popular Music, 19(1), 13-30.
Mayer, A. & Timberlake, J. M. (2014). “The fist in the face of god”: Heavy metal music and decentralized cultural diffus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7(1), 27-51.
Rogers, E. (1983).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于 2016.12.13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编辑:奚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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