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格莱美?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格莱美?

聂可

2017-02-13 15: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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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阿黛尔横扫5项格莱美大奖,《Hello》获年度最佳歌曲。  视觉中国 图

春天到了,又是文艺界人士收获的季节。对于国际乐坛来说,今天早上颁出的格莱美可谓一件大事。在这个颁奖舞台上,一些人年复一年地出现,另一些人却始终与这里无缘;奖项细分得越来越夸张,评审的口味却始终保守;种族和政治问题登上舞台,音乐宣言却难见踪影。这里的故事很多,这就是格莱美。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八卦,可以上网看看新闻;如果只是想看个热闹,全美音乐奖(AMA)似乎更像个派对;如果我们只是想看看这一年有哪些适合自己的好音乐,流媒体平台似乎可以提供更加直观和贴心的榜单。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格莱美奖呢?

1.

正如格莱美自身不断标榜的那样,这个奖项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奥斯卡那样的“学院派”。“学院派”这个标签,听上去有点唬人;但如果我们稍稍关注一下,格莱美的奖项是怎么评的、由谁评的,我们大致能了解它和其他奖项的不同。

格莱美奖的组织者和评审机构,叫做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Recording Arts and Science,以下简称NARAS)。从这个机构的名称,我们就能看到它的特点。首先,它强调录音艺术。也就是说,它的立足点在于音乐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而不仅仅是艺人或者是音乐创作。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关注点也不仅仅在音乐上,只要和录音相关的文化产品,都在它关注的范围之内。其次,它还强调录音科学,也就是录音技术。换句话说,它还关注这个产业里面的技术工种,考察录音、混音、音频剪辑、声音制作等等许多“幕后”的工作。简而言之,这个机构关注音乐工业生产的整个环节。

这种关注上的口味偏好,和NARAS诞生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音乐行业人士受好莱坞之邀,推荐适合入选“星光大道”的人员名单。他们发现,行业中有许多有才之士,尤其是幕后人士,按标准是没机会进入“星光大道”的,但他们对于行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为了让每个行业内的工作者都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荣誉,NARAS于1957年应运而生,成员主要由行业内部人士组成,而格莱美也主要由这些人作为评审,并没有媒体或消费者参与其中。

格莱美得主Joy Elizabeth Williams是歌手也是曲作者。

事实上,我们从奖项设置上也可以一窥格莱美的个性。格莱美有四个分量最重的年度奖项:年度录音(多译为年度制作,Record of the Year)、年度专辑(Album of the Year)、年度歌曲(Song of the Year)以及年度新人(Best New Artist)。其中,年度录音和年度歌曲的同时存在容易令人费解,因为看上去都是某一首“歌”获奖了。但实际上,年度歌曲主要是授予一首歌的创作者,而年度录音则是授予一首歌的整个制作团队,主要包括歌手、制作人、录音和混音工程师。换句话说,一首歌是如何制作出来呈现给听众的,这中间的整个流程,都在年度录音的考察范围内。结合上文所说NARAS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年度录音这个奖项是格莱美奖中最重要的奖项,没有之一。

正是为了关照到音乐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格莱美的奖项设置可谓是“又臭又长”。除了上述四个全类大奖,整体上还按照风格分成电子舞曲、摇滚、另类、R&B、说唱、乡村、爵士、New Age、当代纯器乐、基督教音乐、拉丁、美国根源、雷鬼、世界音乐、儿童音乐、有声书、喜剧、音乐剧、配乐、古典音乐、MTV等等纷繁复杂的项目,按照行业分工又单独设立了音乐制作、混音、立体声制作、专辑内页说明、唱片包装等等奖项,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格莱美奖项在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00个(不包括终身成就奖等特殊奖项),在2011年又经过重新修订有所减少。今年的格莱美,也至少要颁出超过80个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格莱美设置了这么多奖,却不像全美音乐奖、公告牌音乐奖(BMA)或者大多数类似的音乐奖那样,设立过“最佳男歌手”、“最佳女歌手”、“最佳乐队”之类的奖项。格莱美的常规奖项设置里,仅有的针对具体艺人的奖项只有“年度新人”。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到格莱美“傲娇”的一面:“最佳歌手”几乎是个无从考证的概念,这个“最佳”以什么作为评判标准呢?这个标签方便了媒体宣传和造势,但对于音乐制作行业却没有意义。然而从鼓励行业发展的角度上讲,颁发“年度新人”似乎是有些意义的。所以格莱美奖尽可能避免趟这趟浑水,保持自己的“清高”。

2.

那么,格莱美奖的“清高”,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有什么意义吗?首先,格莱美奖在客观上推动了大众对于音乐生产的认识。音乐不仅仅是写旋律,写歌词,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霍华德·贝克在《艺术界》中曾指出:“所有的艺术工作,就像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包括了一批人,通常是一大批人的共同活动。通过他们的合作,我们最终看到或听到的艺术品形成并且延续下去。”换句话说,没有制作画笔的人,画家怎么工作呢?没有制作相机的人,摄影师怎么工作呢?没有录音师、混音师、母带工程师甚至音响生产商、耳机制造商,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聆听经验。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聆听经验正在不断地升级,我们有可能听到精制版、立体声的披头士,清晰的二三十年代的古典或爵士录音,这些并不是理所应当的。

专辑《Purpose》

所以,当有些人质疑Justin Bieber为什么也可以角逐格莱美年度专辑奖的时候,看看他背后的人,也许会找到些许解释。提名的这张专辑《Purpose》里,提名年度歌曲的《Love Yourself》的制作人Benny Blanco同时也是Ed Sheeran、Maroon 5、Katy Perry、Rihanna等当红明星热门单曲的制作人;另一位制作人Josh Gudwin同时也是专辑不少歌曲的混音师,他的长期合作者包括Rita Ora、Selena Gomez、Arianna Grande等响当当的名字。换句话说,Bieber的制作团队在国际乐坛上处于顶尖水平,他们保证了在相似水平的音乐创作下最高的听觉品质。即便撇开音乐创作和演绎不谈,格莱美的口味决定了他们对于Bieber这样优秀制作的偏好。

其次,格莱美奖让听众有机会认识不同风格的音乐,客观上保护了相对小众的音乐。作为一个美国的评奖机构,NARAS有意识地通过设立奖项的方式保护美国本土的音乐传统。这一音乐传统,即所谓美国根源音乐(American Roots Music),实际上是指移民到美国的各裔族,尤其是欧裔和非裔,在美国的土地上发展起的音乐。这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涵盖了多种音乐种类,包括并不仅限于三角洲布鲁斯、卡津舞曲、阿巴拉契亚民谣、南方乡村音乐、蓝草音乐、夏威夷民谣等等。从时间上看,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及之前所发展起来的一些音乐类型,它们成为了美国自50年代开始的流行音乐盛世的重要铺垫和音乐资源。

Mavis Staples

Willie Nelson

格莱美奖中关于美国根源音乐的奖项也种类杂多,而且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出发点并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古董奖项”,颁给已经被历史尘封的作品,而是颁给新进发行的唱片中,使用了美国根源音乐元素的那些音乐作品。从2010年调整过后设置的最佳美式音乐专辑(Best Americana Album)来看,获奖和提名的名单里除了有始终耕耘不辍的Mavis Staples、Willie Nelson这样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John Fullbright、Brandi Carlile这样80后的年轻人。这么做的意义很明确:把这些快要进博物馆的音乐拿出来,和当下的流行音乐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利用后者的影响力来给前者吸睛,客观上为前者创造更多的听众。如今,为本土音乐设立奖项也开始成为其他音乐奖效仿的做法,例如台湾的金曲奖就有为原住民和客家话音乐设立的奖项。

3.

碧昂斯在今年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的表演。

碧昂斯

尽管格莱美凭借着自己独特的评奖机制和得天独厚的媒介优势,被认为是流行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但近年来,格莱美影响力的不断下降已成事实,尤其是评奖的公信力一直遭到质疑。一方面,评委的选择面似乎趋于保守,每年似乎都能在舞台上看到相同的面孔,就像每年央视春晚也就那么些人;另一方面,尽管声称是以音乐品质作为唯一标准的“学院派”,格莱美的选择,尤其是重要奖项的选择,似乎仍然和商业成绩挂钩。在四个最重要的奖项中,我们很少能听到前卫的、革命的声音实验,也很少听到复古的、回归的音乐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可能由于市场较小、缺少预算而导致制作未必精良,但这使得格莱美并没有和其他音乐奖产生实质上的差异。

因此,一些音乐人并不觉得获得格莱美奖算是什么了不起的荣誉,一些人甚至直接拒绝领奖。1991年,爱尔兰著名女歌手Sinead O’Connor获得了年度录音、最佳流行女声演绎(Best Female Pop Vocal Performance)、最佳另类音乐演绎(Best Alternative Music Performance)的提名,并赢得了第三个奖项。然而她拒绝出席颁奖晚会,没有领奖,并表示自己这样做是在“抵制格莱美过分地商业化”。

尽管格莱美不断调整评奖项目,试图在保证各种类型音乐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实际的评选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够被理解。评奖项目过于细分,实际上削弱了细分奖项的影响力。

对于音乐人来说,获得某个风格内的奖项,除了证明他在评审心中属于这个音乐风格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意义。比如说,一个获得“最佳当代基督教音乐专辑”奖项的音乐人,既不证明他的音乐素养有多好,也不说明他的音乐在市场上占有多重要的位置。

而对于歌迷来说,奖项繁多反而是一种信息冗余。如果一个音乐奖有10个奖项,歌迷也许会把奖项都浏览一遍。如果有20个,也许仍然只会关注10个。那如果有80个呢?绝大多数的歌迷都不会把这80个奖项看一遍,尤其是他们所不关心的音乐风格,那么格莱美想要培养听众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更重要的是,许多音乐风格已经拥有自己分量十足的音乐奖,例如乡村音乐有50年历史的乡村音乐协会奖(CMA),古典音乐有留声机音乐奖(Gramophone Awards),而拉丁音乐更是有了自己独立的拉丁格莱美奖。相比之下,格莱美的雨露均沾显得诚意不足,并且浪费资源。格莱美2010年大幅删减合并奖项,多少已是感觉到力不从心。

事实上,格莱美对奖项从行业类别的细分,对音乐风格分类的强调,本质上就是在强化音乐中的商业特征。

从音乐生产来看,上文说到格莱美深深根植于音乐生产的产业链上,其实对声音的精细化制作,天生就是为了吸引耳朵,从而卖钱。当代的听众还能接受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历史录音吗?答案是很明显的。也许听个劲儿还行,但如果有更佳的声音聆听方式,想来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折磨自己的听觉。

从音乐风格的细分来看,什么人需要这些音乐“标签”呢?一类是音乐学者和作者,而人数更多的一类则是消费者。细分音乐风格会让一位金属乐迷避免在民谣和电子乐唱片中浪费时间。如果需求更具体一点,比如,死亡碾核金属?好的,音乐标签会帮他排除掉Bon Jovi和Def Leppard这样的乐队,让他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声音。标签在客观上也会帮助音乐创作者和音乐制作人有意识地去寻找目标消费群,研究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这对音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众说纷纭;但这里面印着深刻的商业逻辑,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不少媒体报道了格莱美是如何提升了获奖选手的商业价值的,然而吊诡的是,一位名叫Jurkovicova的研究者在2014年的一篇研究中指出,2008年至2013年的格莱美并没有能够帮助获奖者在商业成绩上取得明显的进步。虽然,这并不是完全没道理:想要参加来年2月的格莱美奖评选,音乐作品必须在此年的9月30日之前正式推出,中间隔着4个多月,对销量影响力有限也可以理解。但是,格莱美不仅在评审标准上,也在商业影响力上面临严峻挑战,这是NARAS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今,看格莱美颁奖典礼的演出秀似乎才是最重要的内容。每年入春,歌迷们能够透过镜头,看看Taylor Swift是不是又在秀大长腿,Pharell Williams又和谁一块儿唱歌,Dave Grohl能不能好好打鼓,Paul McCartney和Ringo Starr是不是还平安喜乐,Alisson Krauss哪一年能不拿奖,成了一个固定仪式般的娱乐项目,似乎格莱美主要是热闹一场,至于谁得奖主要图个乐,不必太当真。对歌迷来说,诚然如此;但对格莱美自己,似乎要再想想办法,加把劲儿了。

 责任编辑:石剑峰
(原文于 2017.02.13 发表在 澎湃新闻

你可能感兴趣的八个格莱美奖“冷知识”

你可能感兴趣的八个格莱美奖“冷知识”

聂可

2017-02-11 12: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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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时间2月13日,第59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碧昂斯(Beyonce)入围年度最佳专辑、最佳歌曲、最佳制作等9项提名领跑,Rihanna、Drake和Kanye West各获得8项提名紧随其后,Chance The Rapper获得7项提名。

今天,我们就来安利你可能感兴趣的八个格莱美奖“冷知识”。

Adele和Beyonce是夺奖大热。

Chance The Rapper获得7项提名。

1.

第一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于1959年5月4日在加州比弗利山庄和纽约同时举行。如今,格莱美奖已经快58岁了,是美国三大音乐奖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而另两位全美音乐奖(AMA)和公告牌音乐奖(BMA)分别是70后和80后,遗憾地错过了60年代美国流行音乐发芽开花的成长时期。

但横向比较,格莱美奖却是美国四大娱乐业奖当中最年轻的一个:艾美奖(电视)有68岁,托尼奖(戏剧)则是69岁,而奥斯卡奖(电影)已经走过了87个年头。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音乐产业在娱乐产业中曾经的“从属地位”。

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

罗伯特·洛佩斯(Robert Lopez)

而恰恰是由于这种“从属地位”,使得音乐从业者反而有机会参与所有四大娱乐业奖的角逐,因为另外艾美奖、托尼奖和奥斯卡奖中都设立了与音乐创作有关的奖项。迄今为止,共有12位奇才收获了“EGOT”大满贯。第一位达到此成就的人是《曼哈顿》《音乐之声》等经典音乐作品的创作者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他在1962年完成大满贯。而最新一位四项全能的成员则是音乐人罗伯特·洛佩斯(Robert Lopez),他最出名的作品是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Frozen)中的《随它吧》(Let It Go)。

2.

尽管格莱美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奖项最为吸引眼球,但获得格莱美奖次数最多的音乐人并不是流行音乐人,而是来自古典音乐界的乔治·索尔蒂爵士(Georg Solti),总共有31次。这位在芝加哥交响乐团做了23年总监的英籍匈牙利指挥家素以指挥气势恢宏的大型作品著称,他指挥的马勒、瓦格纳已成为不朽的经典。

乔治·索尔蒂爵士(Georg Solti)

由于格莱美奖更关注的是音乐工业,包括了音乐从最初产生到最终聆听中间的所有环节,因此有许多人认为,索尔蒂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奖项,最大的功臣是其背后的制作人约翰·卡尔肖(John Culshaw),他帮助索尔蒂仅凭高质量的录音唱片就获得了国际声誉,而他制作的索尔蒂指挥维也纳爱乐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横扫古典音乐市场,唱片销量甚至直逼“猫王”,一举奠定了索尔蒂顶尖指挥家的地位。

公平地讲,索尔蒂在格莱美上的成功,当然与他本人的奋斗最为相关。一位再好的制作人,也无法拯救演绎者造成的音乐上的灾难。事实上,他的成就早已无需格莱美的承认了。可惜的是,随着索尔蒂于1997年仙逝,格莱美能够授予他的奖杯数量恐怕很难再改变。格莱美收集榜位于并列第二的昆西·琼斯(Quincy Jones)和艾莉森·克劳斯(Alison Krauss)各有27座,离索尔蒂还差4座。两位要想成为格莱美历史第一人,还得加把劲。

3.

上文提到的昆西·琼斯可谓鼎鼎大名,他亲手打造了流行音乐界不朽的传奇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高调刷屏格莱美也可谓名正言顺。他还有一位同样分量的搭档和伙伴也在刷格莱美,刷得却稍显低调:阿尔·施密特(Al Schmitt),这位录音和混音工程师默默地拿到了23座格莱美,成为了历史上拿奖最多的“技术工人”。

阿尔·施密特(Al Schmitt)

相比琼斯,施密特的口味更加繁杂。在他合作过的艺人中,有萨姆·库克(Sam Cooke)这样的灵魂歌手,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这样的先锋爵士,麦当娜(Madonna)这样的女声流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这样的老派摇滚,还有杰弗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这样的迷幻之声。他的名字也于2015年永久地留在了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

格莱美给了像施密特这样的众多幕后工作者一个与耀眼明星们同台共奖的机会,这也是其他很多音乐奖无法给予的。

4.

谈到刷屏,还有一些音乐人的刷屏方式也很“丧心病狂”。有些人出了一辈子专辑也拿不到格莱美,而爱尔兰著名乐队U2出的一张专辑就获得了9座格莱美。

《核弹拆卸指南》专辑封面

这张叫做《核弹拆卸指南》(How to Dismantle an Atomic Bomb)于2004年11月推出的专辑因为没有赶上10月的截止日期,未能参评2005年初颁发的格莱美奖,但其中第一首主打歌《眩晕》(Vertigo)已在9月正式推出,于是按捺不住的格莱美评审们先是在2015年格莱美上给《眩晕》颁了“最佳摇滚歌曲”(Best Rock Song)、“由多人表演的有人声的最佳摇滚演绎”(Best Rock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以及“最佳MV短片”(Best Short Form Music Video)3个奖。接下来,在2006年的格莱美上,热情洋溢的评审们又给有资格参评的整张专辑颁了6个奖。U2的这张专辑,也成为迄今为止,拿格莱美效率最高的音乐作品。

即便如此,居然还有一位大神,早在好几年前,就以更恐怖的方式达到了如此效率:著名拉丁摇滚乐队桑塔纳(Santana)1999年出品的专辑《超自然现象》(Supernatural),直接在2000年当年的格莱美上一口气获得了9个奖项,而且各个含金量十足,可谓收奖狂魔。

《超自然现象》专辑封面

然而,厉害如上面两位,却也没能完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壮举。众所周知,格莱美最重要的四个全类奖项分别是年度录音、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和最佳新人。前三个奖项,音乐人们可以慢慢耕耘,等待收获;而第四个奖项则难度颇高,因为一辈子再长也只能出道一次。格莱美历史上,只有两个人获得过所有这四项大奖:一位是2008年横空出世的阿黛尔(Adele),她在2009年获得了最佳新人,又在2012年集齐了剩下的三个奖项;而另一位叫做克里斯托弗·克罗斯(Christopher Cross),这位德州大哥如今已不太活跃,然而他在1981年的格莱美上独自包揽了四项全类大奖,震古烁今。

5.

除了短时间内高效刷屏,还有人是长期“霸屏”。著名的爵士吉他手帕特·梅思尼(Pat Metheny)所率领的帕特·梅思尼乐团(Pat Metheny Group)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格莱美的代名词。自1982年发行《驶出轨道》(Offramp)获得1983年的最佳爵士融合演绎(Best Jazz Fusion Performance,这个奖可以颁给歌曲或者专辑)后,乐团接下来的连续六张专辑都在发行的第二年获得了这个奖(该奖项在1992年的格莱美上取消,增设最佳当代爵士演绎以代替,但乐团仍然照拿不误)。1996年发行的《四重奏》(Quartet)未能获奖,打断了乐团霸屏的节奏,但接下来的三张又悉数获奖,堪称该奖的专业大户。

帕特·梅思尼乐团(Pat Metheny Group)

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

另一位专业霸屏户是“灵魂歌后”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她获得了自1968年至1975年连续8年的最佳R&B女声演绎奖(Best Female R&B Vocal Performance),拿奖几乎拿到冷漠,也侧面证明了她当时无可撼动的灵魂乐一姐地位。

6.

看过了春风得意的,我们再来看看走了霉运的。有三位“倒霉蛋”曾在当年的格莱美中获得了7项提名却一无所获:1983年的美国灵魂乐歌星史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2002年的印度歌姬印地娅·阿里(India Arie)以及2014年的说唱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他们无不是在当年遇到了难以挑战的对手:1983年的托托乐队(Toto)、2002年的艾丽西亚·基斯(Alicia Keys)和2014年的蠢朋克(Daft Punk)。

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

但相比之下,他们还不算最惨的。说唱明星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曾一共获得过17次格莱美提名,但没有获过一次奖,可谓悲剧中的战斗机。和他一样悲剧的还有古典音乐制作人、录音工程师莫伦·林贝里(Morten Lindberg),也是17次无一命中——小李子(不,他解脱了,是曾经的小李子)和村上春树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7.

有些人得不到,有些人却不愿要。1991年,另类歌手西尼德·奥康纳(Sinead O’Connor)拒绝了格莱美颁发给她的奖项,认为格莱美过于媚俗,不愿亲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拒绝了格莱美奖。同年,说唱团体人民公敌(Public Enemy)也因为格莱美有种族歧视的倾向而拒绝领奖。

超级巨星Jay-Z拒绝格莱美的理由,硬生生地打了评审的脸。1999年,Jay-Z拒绝出席格莱美的颁奖晚会,也拒绝认领格莱美当年颁给他的任何荣誉,因为1998年说唱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DMX竟然没有获得一项提名。Jay-Z认为,这是格莱美对说唱的不尊重,并用这种方式力挺兄弟。

另一种打脸的方式是在台上当众嘲讽。在获得了1996年的最佳硬摇滚演绎奖(Best Hard Rock Performance)后,著名垃圾摇滚乐队珍珠酱(Pearl Jam)的主唱埃迪·维德(Eddie Vedder)跑到台上说:“我只是想来放松一下,看看演出,我不知道这个奖意味着什么,我也不觉得它意味着什么。我之所以来是为了让我爸爸开心。我应该说什么?多谢?”

Eddie Vedder

8.

为了照顾到行业中不同类型的音乐工作者,格莱美奖奖项设置是越来越多,限定词越来越复杂,反而使得奖项的信服力下降。除了上面提到的“由多人表演的有人声的最佳摇滚演绎奖”,格莱美历史上还曾设立多个概念相当复杂的奖项。

例如,1973年格莱美曾颁过一个奖,叫做“有人声点缀的最佳流行风格器乐演绎奖”(Best Pop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with Vocal Coloring),这个奖项是从之前的“最佳流行风格器乐演绎奖”(Best Pop Intrumental Performance)中分出来的。奖项最终授予了伊萨克·海耶斯(Isaac Hayes)的专辑《黑摩西》(Black Moses)。可能由于过于非主流,这个奖项历史上只出现了这一次。

《黑摩西》专辑封面

历史上另一个名字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奖项叫做“最佳原声音乐专辑/电影或电视同期录音奖”(Best Sound Track Album or Recording of Original Cast From a Motion Picture or Television)。事实上,这个奖是已经是改过两次名字才改成这种叫法的。1959年,这个奖叫做“最佳原声音乐专辑、电影配乐或同期声奖”(Best Sound Track Album, Dramatic Picture Score or Original Cast);过了一年,改成“电影或电视作品中的最佳原声音乐专辑或同期声奖”(Best Sound Track Album, Original Cast – Motion Picture or Television);1961和1962年,又采用了本段开头的名字。这个奖项的授予对象已表述地非常清楚,但正因为限定太多,反而失去了意义,因此1962年后就再也没有授予过这个奖。

为了理清奖项的逻辑,讲究效率和公信,格莱美在2011年整顿了奖项设置,使2012年的奖项从前一年的109个减少为78个,小小地瘦身了一番;2014年,又把绝大多数关于美国本土较为传统音乐类型的奖项合并到美国根源一个大类下。这两年,格莱美在奖项设置上只做了一些微调,基本保持80个左右的奖项设置。作为乐迷,我们自然期望格莱美能够既避免营养不良,又不要体重超标,能够为我们指明真正有干货、有内容的好音乐。

第59届格莱美奖彩排现场。

责任编辑:程娱
(原文于 2017.02.11 发表在 澎湃新闻

民谣火了,有什么奇怪的?

民谣火了,有什么奇怪的?

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聂可

民谣火了,是音乐人们点了柴火,听众在往上浇油,谁也逃不了干系。如果双方都满足于在这把火旁取个暖就行,也就别指望当这火堆烧尽,还能留下多少东西了。

赵雷立功了,民谣代表队又火了。很难数得清,这已经是近年来民谣第几次站在舞台中央了。民谣这个词仿佛有种魔力,仅凭自己乌托邦式的所指就能赚取足够多的眼球。

▌一个城市,一个季节,一个(或几个)姑娘,谁都可以代入

《成都》刷屏式的走红,伴随着的是不同听众复杂的情感和会心的解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成都》。

有一些人在“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中,找到了自己懵懂时青涩的爱情,因纯洁而美好,也因纯洁而苦涩;有一些人在“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中,想起了自己曾经开放的胸襟和多情的浪漫,质朴的吟唱仿佛洗白了自己那段混乱不堪的过往;还有一些人单纯想起了成都似乎还是个挺好玩的城市,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因歌词并没有突出成都的特色而不满:即便把歌词中的成都换成其他城市,这意思也都说得过去。

《成都》的走红意外吗?一点儿也不意外。近日流传的一篇《我分析了42万字的歌词,为了搞清楚民谣歌手们在唱些什么》,对民谣音乐的歌词进行了话语分析。文章指出,民谣音乐的能指都是类似的,例如城市、季节、姑娘,都是构成近年来流行的民谣音乐的最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成都》一个都不少。

▲ 王登科抓取了大约30个民谣歌手(乐队)的歌词,约42万字,分析“歌手们最喜欢的城市”。 超级王登科

这篇文章还拟人化了民谣音乐所唱的内容:“一个喜欢南方的北京小伙子,觉得世界很操蛋,但骂归骂,到底是对生活有希望的,憧憬着明天,在春天感到快乐,在冬天感到孤独,没有女朋友,但有几个纠缠不清的前女友,经常和她们见面,见面的地方可能是成都、昆明、南京、上海、武汉。”

可以看到,这些能指都极其简单,所指向的实际含义却含混不明,这在客观上给听众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谁都可能代入一下自己。

但民谣音乐在这个时期的走红,只是因为有容乃大、含混不清的歌词吗?并不完全是。

▌民谣可能唱出了城市中产想象的“远方”

民谣,即民间的歌谣,从字面含义上看,有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主要是从“民”上出发。

首先,从音乐特性上说,“民”是和“俗”连在一块儿的,即通俗。也就是说,民谣是一种比较通俗的音乐类型,它的音乐特征是比较亲民的,对听众比较友好的,和“严肃音乐”相对比,不需要大量的音乐知识储备。从当代流行音乐中对民谣的定位来看,无论是唱美国的 Woody Gutherie、Joan Baez,唱台湾的潘安邦、罗大佑,唱大陆的郁冬、老狼,甚至唱鹿儿岛的朝崎郁惠,唱凯尔特的酋长乐队,唱努比亚的 Hamza el Din,他们的音乐在形式上都比较简单,主要功夫并不是下在音乐形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上。(需要注意的是,民谣和声乐中的民歌唱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毕竟无论怎么看,《忐忑》也不能算作“民谣”。)

其次,从文化特性上说,正是因为“俗”,民谣有能力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但具有地域性的文化特征以及价值观。也就是说,民谣所吟唱的,是一块地域内的民众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化,这块地域可能大,可能小,但不是全部,也不是个别。它可以伴随着席卷国家的公民运动,比如美国民谣歌手在60年代末期所代表的普遍的反战立场;也可以是一个很小群体的身份认同,比如一个地区用当地方言唱的山歌和劳动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民谣是有点“土”的,而它的魅力,它的浪漫主义,也来自于这种“土”。在过去,它是地域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现代,它是钢筋混凝土的世界之外的一个乌托邦。

▲ 衣湿乐队主要以四川宜宾方言演唱,常用的乐器中也包括三弦、中阮、琵琶等。 jammyfm.com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成都》、赵雷以及民谣音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走红。

从音乐上看,这些民谣音乐人普遍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审美取向,即所谓“大道至简”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在音乐材料的使用和编配上显得比较突出。无论是赵雷,马頔,还是万晓利,李志,他们大多都能拿一把吉他,用一副嗓子,就可以对付一整场演出。一方面,他们刚出道时,民谣还不是什么热门玩意儿,他们没钱,没地,一个人一把吉他不仅是音乐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另一方面,大众审美是喜新厌旧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满汉全席吃多了,就想来点儿稀饭配榨菜。在校园民谣热潮过去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听众把 R&B、摇滚、电子、舞曲全都听腻了一遍,就想来点口味清淡的。民谣音乐向来清淡——或者说,满足于清淡。所以 Bob Dylan 在1959年把木吉他扔了,改用电吉他,生生把民谣变成所谓民谣摇滚,便立即引来恶评如潮。而中国的这些新一代的民谣音乐人对此更是了然于胸,《成都》里甚至用了一个童声合唱团来制造这个“返璞归真”的效果。因此,清淡对清淡,民谣音乐在形式上和观众需求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这事儿就成了。

从文化认同上看,民谣音乐的“土”,迎合了这一代文化消费群体的精神诉求。所谓走红,即是在消费大众中的传播力广,但消费大众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根据尼尔森对中国音乐市场的研究报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年轻人和城市中产。所以,我们并不能认为,《成都》在农村群体中也有很强烈的认同感。反而是在城市有闲阶级中,民谣音乐获得了文化认同。

这一群体的特征是什么呢?在商业社会,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成为了社会运转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各自为战,对抗资本的浪潮,在精细的劳动分工中逐渐失去自我,被车子、房子的压力深深地压抑着。城市的灯红酒绿和快节奏生活成为了他们想要摆脱的桎梏,而民谣音乐恰恰迎合了他们对“土”的向往。在现代性的压抑下,民谣音乐提供了一种浪漫化的“土”的意识,城市有闲阶级在其中找到了对单纯生活的幻想的土壤,在这种音乐中形成了他们特有的身份认同。无论民谣歌手们究竟唱了什么,只要有一个想头,就很好了。

▲ 在城市街头“卖唱”的歌手。 cfan_me

▌我们忙着买房和焦虑,却苛求民谣独立于商业?

也有一些听众对当下的民谣热并不买账。一部分人觉得,这些开始出名的歌手,实际上并不那么“简朴”,他们为了讨好听众变得“商业化”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新中国以来的民谣热中,自始至终缺少“批判”精神,与美国的民谣运动难以相比。

为什么民谣就不能“商业化”呢?为什么民谣就非得是抗议的呢?作为艺术形式的民谣音乐,和作为商业产品的民谣音乐,毕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在流行音乐制作的过程中,音乐创作者和代表公司利益的制作人之间往往有一种潜在的对抗关系。音乐创作者要找到新鲜和吸引人的音乐表达,而制作人则要考虑如何把作品稳妥地卖掉。一个音乐商品,在推向市场之前,会面向消费者,做很多调整和妥协。

调整和妥协所参考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细分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具体来说,民谣音乐作为一种“风格”,在商业运作中体现为一种“标签”。这个“标签”下是对产品和消费者的一些固有偏见,比如运用什么样的编曲和配器属于这种“风格”,消费者可能喜欢这种“风格”主要是因为音乐中的某些元素。这些固有偏见把音乐风格切割成流行、摇滚、民谣、电子等等“标签”,一目了然,让想吃番茄炒蛋的消费者不会去点麻婆豆腐,并且最终能够吃上味道不算赖的番茄炒蛋。

《歌手》这样的电视节目,实际上把这种商品交易关系进一步放大了。我们听到过太多的关于电视节目的“内幕”,关于导演如何干涉选曲、如何通过故事包装歌手形象、如何把歌曲改编得面目全非。这种“商业化”成了音乐原教旨主义所批判的对象。

许多人认为,商业是对音乐的侵犯,是一件反艺术的坏事。但如果没有钱,艺术靠什么生存呢?如果没有韩再芬、白先勇,今天的黄梅戏和昆曲很难在与流行文化对抗中存活下来。如果没有 Bob Marley、Apache Indian,世界音乐也不会认识牙买加、旁遮普;没有陈建年、胡德夫,华人音乐也不会认识台湾原住民;没有之前电视节目上的杨乐、痛仰,绝大多数普通电视观众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还有这样的音乐。培养听众、占山圈地,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 台湾地区歌手胡德夫,台湾民歌运动、原住民运动的先驱之一。20世纪70年代,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推动了被称为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 rocidea.com

客观地讲,赵雷、张磊们并非单纯的沽名钓誉,他们让听众有可能重新去寻找周云蓬,小河,寻找 Bob Dylan、Leonard Cohen,寻找那些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

当然,民谣也在这一刻,赤裸裸地呈现着自身的矛盾和张力。“民谣火了”本身就是个极其吊诡的命题:民谣火了,它还怎么“土”呢?但在商业社会,谁又会放过利用火来赚钱的机会呢?另一方面,当市场上充斥着民谣音乐,听众开始对民谣审美疲劳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可以守住自己的阵地?当钱来了又走,还有多少人能面对剩下的一把吉他和一副嗓子?

我们不必对民谣音乐人过分苛责,因为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要忙着买房,忙着炒股,忙着嫉妒,忙着焦虑,很少有人在意我们喝的是什么水,呼吸的是什么空气,吃的是什么味道的番茄炒蛋。庸常的口味吃多了,口味也就变得庸常,只要端上来的看上去是番茄炒蛋,就行。

所以,民谣火了,是音乐人们点了柴火,听众在往上浇油,谁也逃不了干系。如果双方都满足于在这把火旁取个暖就行,也就别指望当这火堆烧尽,还能留下多少东西了。

 

(原文于 2017.02.10 发表在 南都观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