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克·贝里:摇滚的别名

查克·贝里:摇滚的别名

聂可

2017-03-20 10: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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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克·贝里(Chuck Berry)在90岁生日这一天宣布自己即将于2017年发行一张新专辑《Chuck》。这位传奇摇滚巨星已经有近40年没有发行过作品了,新专辑自然让人期待万分。不料,歌迷们没有等到新专辑发行,却先等来了贝里逝世的消息。

查克·贝里

作为摇滚乐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贝里在他生命的90年里,目睹了他开创的摇滚乐是如何从一种族群文化成长为席卷全球的流行文化,看见了摇滚风格是如何发展、分裂,甚至扬弃自身的。这一切都与他离不开干系——正如披头士的灵魂人物约翰·列侬(John Lennon)所说:“如果摇滚乐有一个别名,那一定是查克·贝里。”

两位贵人

摇滚乐的起源,是音乐学者、记者、乐迷们最乐意打嘴仗的话题。抛开各种争议和偏见,这一领域的基本共识是,摇滚乐出现在乡村音乐、布鲁斯音乐、流行口水歌最兴盛的时期之后,大致是以这三种音乐风格为主的多种音乐风格糅杂在一起的产物。尤其在早期的摇滚乐中,可以比较明显地听出乡村音乐和布鲁斯音乐的影响,不同的摇滚乐手也有不同的倾向。

1972年,查克·贝里在拉斯维加斯表演。东方IC 资料

和其他许多南方出身的早期摇滚明星不一样,贝里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St. Louis)。因此,相比南方那些受到乡村音乐影响较深的摇滚乐手,贝里的摇滚乐中根深蒂固的黑人节奏布鲁斯味道,成为了他在那个时代的标志。这意味着,横向比较起来,贝里的音乐中,更强调激烈的节奏,恣意的唱腔,以及带有黑人文化特征的布鲁斯12小节音乐结构。

吊诡的是,贝里最初却是以一首有明显乡村音乐风格的歌曲走红的。1955年,29岁的贝里发行了第一首原创单曲《美宝莲》(Maybellene),几周内销量就过百万,在单曲排行榜上爬到了第5的位置。与他之后的作品相比,这首歌在编配和表现形式上可谓“保守”,乡村风格的节奏型和弱化的节奏乐器似乎是为了讨好当时白人听众的口味。

但这首歌曲让贝里赚足了名声,给未来的发展留出了空间。而这必须要感谢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这位当时如日中天的布鲁斯音乐人和制作人看到了黑人音乐进入白人市场的契机。当贝里和他的乐队去芝加哥演出时,光临现场的沃特斯被深深打动,便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东家、切斯唱片(Chess Records)的老板莱昂纳德·切斯(Leonard Chess)。这家唱片公司以沃特斯的成功为借鉴,成功打造了大量的黑人摇滚明星。于是,在切斯,贝里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如果说《美宝莲》只是小试牛刀,贝里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黑人音乐人和吉他手的个性。《校园时光》(School Day)、《摇滚乐》(Rock and Roll Music)等畅销单曲不仅回归了更为醇正的布鲁斯风格摇滚乐,更展现出贝里精彩绝伦的吉他技术。这些歌曲中的吉他段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T骨沃克(T-Bone Walker)——这位布鲁斯吉他大师在40年代革新了布鲁斯音乐中电吉他的演奏方式,他如歌如泣的吉他重复段落几乎完全被贝里学去了。没错,如果不是早年间痴迷于模仿T骨沃克的吉他演奏,贝里恐怕不容易在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早期摇滚音乐人中脱颖而出。

在创作上的贵人T骨沃克和职业上的贵人沃特斯的引领下,贝里逐渐走到了流行音乐的舞台中央。在此之后,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开创属于自己的风格,在舞台上站稳脚跟。

三个创新

对一名艺人的刻板印象往往代表着他最有开拓性的创举,比如《双截棍》之于周杰伦,《忐忑》之于龚琳娜。如今我们谈起贝里,眼前大概会浮现出他摇着屁股、跺着鸭子步、弹着《约翰尼·B·古德》(Johnny B Goode)吉他独奏段的形象。

《约翰尼·B·古德》,这首于1958年发表的歌曲是贝里音乐生涯中最有的影响力的作品之一,集中地体现了贝里对摇滚乐极具个性的创新。

任何一个听过这首作品的人,都会从歌曲开头的吉他段落起,为贯穿整首歌曲的吉他演奏所惊艳。没错,不同于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等约摸同时代以钢琴为主要乐器的黑人摇滚乐手,贝里擅于使用吉他,并深深地发掘了吉他的潜力。

由于电声吉他和扩音技术的快速发展,吉他已经能够制造出令人震耳欲聋的声响效果,它在音量上的感染力已非钢琴能比——而在过去,吉他和钢琴在音量上的关系往往是颠倒过来的。由于年轻的消费者对大音量越来越深的痴迷,使用吉他的贝里无疑占得了便宜。

此外,正如上文所说,贝里从T骨沃克等老一代布鲁斯演奏者那里,继承了电吉他的演奏技巧,从而拓展了电吉他在摇滚乐中的表达。在更早期的摇滚乐那里,深受乡村音乐影响的摇滚乐手充其量只是把吉他当做一种用来伴奏的辅助乐器。而贝里的歌曲里,吉他演奏占据了几乎和演唱同样重要的地位,甚至往往是歌曲的引子段落和吉他riff定义了一首歌曲。可以说,从贝里开始,吉他成为了摇滚乐中的核心乐器,其影响力一直绵延至今。

从贝里开始,吉他成为了摇滚乐中的核心乐器。东方IC 资料

除了奠定了吉他在摇滚乐中的地位,贝里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舞台表演。他的鸭子步如此有名,以至于大家都以为他是第一位模仿鸭子走路的歌手——实际上,这也是他偷师T骨沃克的,后者不时地会在舞台上表演一边横背(或者用“顶”字更合适)吉他一边前后晃胯的舞步,可谓腰力十足。

而贝里则发展了沃克的舞步,除了更大幅度的跳舞扭胯以外,他还能一边半蹲,一边用单脚支撑,跳跃前行。他在纽约的一次演出中首次展示了这独门绝技,被媒体贴上了“鸭子步”的标签。考虑到同时代猫王的扭胯舞,小理查德的脚弹钢琴,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一下那是个看腰的世界——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韩国乐坛。

贝里给摇滚乐带来的另一股清流,是演唱内容的丰富性。从上述摇滚乐的三个重要来源,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早期摇滚乐的演唱内容:有的来自乡村音乐的碎碎念,如卡尔·帕金斯(Carl Perkins)的《蓝色羊皮鞋》(Blue Suede Shoes);有的来自流行音乐的小情小爱,如猫王(Elvis Presley)的《温柔爱我》(Love Me Tender);还有的只是不断重复极其简单的内容,或者压根不知道是啥意思,如小理查德的《杂味水果》(Tutti Frutti)和《哎哟我去,茉莉小姐》(Good Golly,Miss Molly)。这些内容大多重复地讲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是无关痛痒的成人爱情,意思简短而又直接。

3月19日,人们在星光大道上属于贝里的地方为其献上鲜花。东方IC 图

而贝里的许多歌曲则有所区别,他往往通过一首歌讲述一个具体的故事,尤其是与年轻人有关的故事,来抽丝剥茧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点似乎更多继承了乡村音乐和欧洲文化中的叙事传统。例如,他在《学生时代》(School Days)中讲述了校园生活,在《甜蜜的十六岁》(Sweet Little Sixteen)中吟唱年轻人的向往和困扰,在《约翰尼·B·古德》塑造了一个追寻音乐梦想的少年。在年轻人逐渐成为音乐消费主力军之时,贝里的这些话题紧扣年轻消费者的生活,取得了共鸣。此外,贝里还在如《回到美国》(Back in the USA)这样的歌曲里赞颂祖国,思想境界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那个年代的黑人音乐人里实属罕见。

融合时代

摇滚乐诞生的50年代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时代。在此之前,主流流行音乐人、乡村音乐人、布鲁斯音乐人各玩各的,各有各的排行榜和消费群体,可谓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摇滚乐的诞生打破了这一切:从比尔·黑利(Bill Haley)和猫王开始,吊丝白人音乐人开始系统地把属于黑人的传统布鲁斯文化带入白人群体的音乐消费市场;而贝里和同时代的其他黑人开拓者一道,沿着猫王们开辟的道路进入白人主流音乐市场,并闯出了一片广阔的天空。

可以说,自贝里起,黑人传统音乐文化正式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化,成为了接下来指引美国流行文化走向的风向标。摇滚乐逐渐成为了风靡全国各族人民的大众消费品,甚至流传海外,影响了文化上属于自己先辈的英国的一大批白人听众。这些听众受到摇滚乐的影响,发展出有英国特色的摇滚乐,并在60年代以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动物乐队、僵尸乐队为首,重新杀回了美国,再度引爆了快要沉寂下来的美国摇滚市场,可谓出口转内销再转出口的典范。

事实上,正是宽泛意义上的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如此大规模的融合,给了美国流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标志。这种融合只有在美国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下才得以完成。美国白人和黑人、少数族裔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尽管同出一片土地,但在美国几百年的历史里,似乎一直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摇滚乐将这股张力释放出来,开启了黑人系统性地进入主流世界的进程,也稀释了白人在历史积累中高高在上、已无台阶可下的骄傲。

在贝里们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便是年轻人。美国在二战后凭借着巨大的优势进入到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繁荣了,人们一高兴,生的孩子也就多了。生于四五十年代的这批白人年轻人,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精神上的叛逆也在逐渐萌芽。他们难以在父辈们听的叮砰巷音乐中找到共鸣,没有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他们急需一些刺激。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找到了能够满足他们需求摇滚乐,于是顺着摇滚乐,把黑人文化一并接受了过来,甚至以模仿黑人为傲。子辈对父辈的叛逆体现为了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查克·贝里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幸运儿。他虽然音乐天赋异禀,但也做过不少荒唐事,在道德上留下过污点。如果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他可能也不会成为享誉全球的音乐明星,但机会只有在你做好了准备之后才有可能悄悄到来。

如今,全球经济的降速正在引诱地方保守主义的抬头,但科技发展却在同一时刻引领全球文化进入新一轮的融合,这两股相反的势力正在同一个屋檐下较量,谁胜谁负还难以断言。贝里所代表的摇滚乐的发生史告诉我们,没准有一天,你眼中的边缘文化就成为了主流文化。当然,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实属正常,就像贝里恐怕也难以想象,摇滚乐如今的发展以早已脱离了他那个年代的形式。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在过去的录音影像,以及即将发行的新专辑中,回溯属于贝里们的光荣时刻,并让这荣光,照耀着人类历史眼前的路。

责任编辑:梁佳
(原文于 2017.03.20 发表在 澎湃新闻)

全国大概2亿人有听力障碍,却没人关心噪音污染?

全国大概2亿人有听力障碍,却没人关心噪音污染?

同样是治理污染,为什么人们似乎把绝大多数的精力投入到治理雾霾、水源、土地问题上,却往往把防止噪音污染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

作者:聂可,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传说光棍节之所以在11月11日,是因为数字“1“形似光滑的棍子,而光棍在中文有单身的意思。这或许也可以解释3月3日“全国爱耳日”了——“3”像一只耳朵。

自2000年始,已经是第18个全国爱耳日了。主流媒体们根据议程设置,大致应付了一下,宣传宣传各类公益活动,说道说道保护听力的重要性。与“11·11”购物狂欢节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事实上,如今的中国正深深地受听力问题所困,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警觉程度之低,令人诧异。中国的听力问题有多严重?同样是治理污染,为什么人们似乎把绝大多数的精力投入到治理雾霾、水源、土地问题上,却往往把防止噪音污染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

▲ 噪音污染在城市中极为常见,但常被忽略。 anntw.com

听力障碍是困扰中国人数最多的身体机能问题之一。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15年的一项调查指出,全国大概有2亿人有听力障碍,占总人口的将近16%;其中,更是有7000万人的听力障碍是致残性的(中度以上)。也就是说,每2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1个人的听力水平非常堪忧。

有人可能会觉得:人年纪大了,听力自然会下降,有听力障碍的人多,也是正常。然而,Shi &Martin两位学者于2013年发表在Journal of Otology的文章上指出,中国人的听力问题,有许多是受到工作和生活时遭遇的外部噪音的严重影响,比如工厂和建筑工地中的噪音,交通工具的噪音,娱乐场所中巨大的音量等等。

▲ 娱乐场所高分贝的音乐也会对听力造成损伤。

一些在地方上开展的研究也证实了环境噪音威胁的严重性:在四川开展的一项听力调查显示,在患重度以上听力障碍的人中,有35.6%是由生产环境或生活环境中的噪音污染诱发的。另一项在北京的调查指出,一间朝向四环路上的居民住房,全天的平均噪音水平达到79.2dB(A计权(噪音评判标准之一)),相当于在房间里一天到晚不停地开着电视或者洗衣机。因此,听力问题绝不仅仅是年纪增长而导致的正常生理现象。

然而,无论是听力障碍者还是政府投入,对听力问题的重视程度都很有限。据报道,7000万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者,只有不到8%使用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来帮助恢复或校正。除了康复机构较少,自身意识不够外,高昂助听器价格可能也是阻碍之一。尽管目前市场上有许多价格低廉的助听器,但真正针对重度以上听力障碍患者、针对这些有迫切需求的人群所设计的助听器,大多一只就在千元以上,稍好的甚至要上万元。这对普通家庭来说着实是很重的负担。

政策层面,2014年中央财政拨款的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有100亿元,北京甚至曾豪言每年花2000亿元来治理雾霾,相比之下,政府一年投入治理噪音问题的经费大概只有后面这个数字的2%。诚然,治理雾霾和治理噪音所采用的方法、原则、目的都有极大不同,但重视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这并不需要否认。

实际上,听力障碍确实会引发十分严重的问题,它不仅会导致人们社交上的困难,持续耳鸣、部分频段的听力障碍还可能会引发焦虑症、强迫症等精神性疾病。讨论如何控制噪音、减缓听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并非没有对噪音污染进行防范和控制。我们有《环保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和条例对噪音污染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也大致确立了监管的原则。然而,这些法律与其他环保相关的法律一样,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更是如此。除了过度着迷于追求经济发展这个笼统的原因外,噪音管理确实由于声音的本质特性而存在着独有的难度。

▲ 机场也是常见的噪音来源。 mapio.net

首先,人的听觉十分脆弱敏感,缺乏对外界声音主动防御的能力。眼可以不看,嘴可以不吃,手可以不碰,鼻可以不闻。相对来讲,想要让耳朵不听是很困难的。即便把耳朵堵上,人仍然可以通过颅骨由内耳传递部分声音信息。退一步说,人体内部的生理活动亦会产生声音,从这种角度来说,人不可能获得一个“绝对清净”的环境。因此,无论是工业噪音还是耳鸣,当恼人的声音来袭时,人是难以通过自身调节来抵御的。所以,控制噪音所关注的焦点应当放在对发声源和发声途径的控制上。

其次,声音的基本维度是时间,好似“雁过无痕,叶落无声”。当声音“完成”后,很难找到它留下的痕迹。相比之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图像依然会留存,可以擦除;在一定的空间内,气味也难以逃离,可以驱散。只有声音结束了就结束了,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其他感官可以觉察的变化,也就谈不上对它的控制和校正。即便用其他方式记录下了这个声音,逻辑上讲也无法完全重现那个一模一样的声音,因为发声源、传播媒介,甚至温度、环境等会对声音传播产生影响的要素都不一样,也很难判断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此,想要通过事后追究来控制发声源,既不能阻止可能已经产生的噪音污染,也无法断定在那个时刻的这个噪音到底产生的多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交警们在禁鸣的马路上拦下鸣笛的车辆,只能寄希望于杀一儆百,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 据联合国发布的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决定自2015年7月1日起,禁止机动车在部分区域(路段)内鸣喇叭。 ts.cn

这样一来,最好的办法无非是事前对发声源和发声途径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并寄希望于一旦这一规范被违反,可以及时获知。既然涉及到事前控制,这就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噪音?究竟什么样的声音,在什么情况下是噪音,需要对它进行控制?

“噪音”是一个纯粹由人设计出来的概念,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声音叫做噪音,它是一个模糊的、意义不明的所指。《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里,对噪音的界定,基本都用了一个描述性的词,叫做“干扰”。比如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工业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使用固定的设备时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既然是描述性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对主观的、牵涉到社会约束的判定。例如,有些人觉得摇滚乐是噪音,有的人并不觉得,这就是主观判定。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半夜在全是住户的居民楼里在别人睡觉的时候故意大声播放的摇滚乐是噪音,即便是喜爱摇滚乐的人也会认为是噪音,这就是社会约束的判定。无论是主观判定还是社会约束的判定,都是在对“噪音”这个概念做一个心理上的描述,即:对主体产生干扰的,就是噪音。

正如上面所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什么是噪音”有着相同的理解。迈克·戈德史密斯在《吵!噪声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初期的人们甚至对蒸汽机运作时发出的巨响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因为它意味着人类蒸蒸日上的生产实力。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噪音”的界定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性力量,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消除噪音”,而是通过对噪音/非噪音的规范,直接干涉社会生产和生活,同时也规训着主体的行为习惯,打造一种正确/错误的文化观念。在这一点上,客观的对声音的物理特性值和主观的心理因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例如,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对于工业企业产生噪音的测量,主要还是基于对声压级的测量,例如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时间段,声压级不能超过多少分贝。

一方面,声压级自然是很重要的对声音的考察特性,但并不意味着声压级值小的就不会带来干扰。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声音稍大但却较为稳定的噪音对一个正在看书的人的干扰,未必就大过在他旁边用稍小的声音放一首他最喜欢的歌。诚然,大多数人会觉得,声音越小,干扰肯定会越少,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因果关系,充其量只能说在结果上有些联系。另一方面,工业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个规定来制定应对的策略,比如控制在测量时间里、测量地点方位的声音强度,以达标作为最终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地长期控制住“噪音”。因此,这样的防治工业噪音的方式,实际上只是对企业生产的变相“征税”而已。

如果说上面这个例子只是涉及到博弈策略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例子就设计到道德判断。每年高考进行时,学校周边的马路都会成为严厉的“禁鸣区”,考场附近部署的大量警力,会对鸣笛车辆课以重罚。实际上,这种特殊时期的集中整治所依据的标准,并不完全是法律上的,因为学校并不是只有高考的时候才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而平时的大多数时候警察也并不会管。这种整治的依据更多是道德上的——你的一次鸣笛,可能会影响里面考生的一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噪音的控制,实际上是在控制人们的道德观念,进而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哦,这样做的是不对的。

▲ 2014年高考期间,为了不影响考试,交警要在考场附近路段设立“禁止鸣笛”的标识。 wehefei.com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声音特征的客观测量和对噪音的主观断定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正是这个差别,使得防治噪音成为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真的需要防治噪音吗?当然。也许未来有一天,人们戴助听器就像戴眼镜一样普遍,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任由自己的器官受到折磨。

但究竟应当怎么样来防治噪音,保卫我们的听觉?眼下,中国对噪音问题的相关调查和研究少之又少,主流上对噪音的控制基本还是围绕着声音的物理特性展开。目前,也有一些研究开始从人的心理角度出发,探索“以动制动”的可能性:利用人的听觉遮蔽效应,设计一个适合个人的稳定的声音环境来淹没外界的不稳定的声音干扰。

事实上,这两个方向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声音的传播和接受天生地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特性。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理解方式,判断是否噪音似乎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看上去千差万别,似乎难以找到统一的方式。

但是,规训式的文化教育会使一个群体的理解方式有很大相似性,这样的群体对噪音/非噪音的理解也更容易类似。这或许提供了一个“社会心理”的路径,从文化的角度来防治噪音,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选择。

 

(原文于 2017.03.17 发表在 南都观察

乐谈|声音背后的身份政治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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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乐谈不谈具体的音乐作品或人物,谈谈更宏观的东西:声音。

大家听音乐的时候,会倾向于把音乐纯粹当做文化产品来消费,关注音乐的内容、演绎、编配甚至气质,却往往忽略了,音乐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声响活动,是人的听觉接受到的万千声音讯息中,比较特别的一类。

好话说的俗,感觉是不会骗人的。人们会通过感官获得很多感觉,“听来的” 感觉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感觉,有的让人欢喜,有的让人厌恶,人们便把情感附加到产生这些听觉的对象上,或与它亲近,或与它疏离。人们甚至会通过这些声音区分出 “你”、“我” 来,并把不同的声音特性理解为不同群体的身份标志。

一位以色列学者 Ori Schwartz 曾考察了以色列一座大学城旁的社区生活,他证实了人们确实会根据声音来区分不同的群体。在这篇于 2015 年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上的研究里,Schwartz 考察了这个社区里学生租客和本地工人阶级在使用声音上不同的习惯以及不同的态度,指出学生群体是如何通过声音来制造“身份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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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感觉来说,听觉的主动防御能力极低,每天要被动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讯息,而且几乎没有 “清净” 的时候——即便你把耳朵堵上,你的颅骨还是会把你给出卖了。因此,听觉是我们的感官中,相当脆弱敏感的一个。

声音讯号强烈而突然的变化,会很容易干扰任何人做事的兴致,这也是为什么在需要安静的场合大声喧哗是十分粗鲁的行为。Schwartz 的研究就以此为起点:当他找来社区里的学生租客,让他们谈谈在社区里的居住体验,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吐槽,社区里的本地居民是有多么得吵吵。

Schwartz 考察的这个社区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如今共有 14100 名居民,体力劳动者(35%)和学生(25.5%)占了半壁江山。体力劳动者多,主要是因为以苏联移民的后裔以及米兹拉希犹太人(中东、北非犹太人的后裔)为主的本地人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只能以体力劳动谋生;学生多,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大学城,房租又相对其他地方较为便宜。这两个群体都是低收入群体,因此该社区也是名副其实的低收入社区。

然而,这两个群体却存在着根本不同:学生是低收入群体,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挣钱,而不是挣不到钱。能够上大学的学生,大多都是中产家庭出身,他们过去接受过的教育和他们的生活文化,与当地居民有着巨大的差别。当这两个群体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碰撞开始了。

在 Schwartz 采访的所有学生租客里,学生们吐槽最多的就是当地人有多闹腾,糟心的程度远远超过视觉上的糟心(比如满地涂鸦、不雅举止)和触觉上的糟心(比如肮脏不洁、到处积灰)。当地人在声音上的 “折腾”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大声讲话。当地人在生活中习惯通过大声喊话来沟通。比如,有些学生吐槽当地人会在楼下大声喊楼上的人下去玩,喊得整栋楼都听得到。

——大声放吵闹的音乐。学生抱怨说,当地年轻人喜欢放吵闹的本族特色音乐,还喜欢开着门放。放起来不分时间,有时候放一宿嗨到天亮,有时候鸡还没叫就开始放,而且习以为常。

——大声吵架。学生认为当地人脾气都很暴躁,动不动就会发生矛盾,一有矛盾就扯着嗓子干架、爆粗,“很没有教养”。

这些声音自然是令人十分不快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当地人才会干出来的事情,并且把 “shchuna”(希伯来语里的“邻居”)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当地人这种影响邻居的恶劣行为,大概和我们说 “做人不能太马蓉” 是类似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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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不爽是很好理解的。正如上文所说,听觉是很脆弱敏感的。你在家里规规矩矩地读书写字睡大觉,楼下或者隔壁屋扯着嗓门大声嚷嚷,肯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于是,学生们把这样的声音看作是低素质的当地人的身份标志。

因此,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了高素质/低素质的二元对立,并以 “shchuna” 作为对立的身份标志。学生们会倾向于认为,当地人都是习惯于发出噪音的人,而发出噪音的人大多都是当地人。学生们自己则通过避开或对抗这种行为习惯,来确立学生集体的身份意识。例如,如果有人在楼下大声喊自己的名字,学生会倾向于打电话来回应楼下的人,而不是像当地人一样喊回去,以保持 “高素质”,从而确立自己和其他学生类似的身份认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通过声音使用习惯的区别来建构身份认同,并通过实际行动来强化这一身份认同。这样的相互建构,最终导致了学生群体和当地居民群体之间的张力。一些脾气大的学生受不了当地人邻居的骚扰,主动上门找事,引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然而,Schwartz 指出,这种身份建构中有许多的问题。首先,当地人多用大嗓门,主观上并不一定是恶意的,造成这种情况也有客观原因。

现代化城市实际上把地理空间按照用途分隔开来了:家、工作单位、社交场所,各自有各自的规矩,泾渭分明。城市中的中上层阶级有能力适应正常的城市运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在图书馆打电话以及在夜店看书都会被认为是 “不懂规矩”,是没受过 “当代文明” 洗礼的表现。这些家庭出身的学生自然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住所应该就是休息的地方,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隐私。

但当地人大多是低收入者,他们在当代都市中的生活空间很小。对于低收入者来讲,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社交空间往往是重合的。他们可能没有什么钱去夜店、酒吧、舞厅这种城市里设计好的 “社交场所”,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是在生活空间内完成的。当他们在楼下喊自己的同伴时,他们可能只是在履行他们的 “社交礼仪”罢了。

其次,学生们在构建身份的时候,是带有很强烈的偏见的。Schwartz 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很闹腾,也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很安静。当地人的成分很复杂,各自的行为习惯也很不一样,把他们一齐归为 “当地人” 似乎有些牵强;而学生们也是爱闹的群体,在家开个派对也是家常便饭。学生们在受访过程中,似乎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些事实。

因此,Schwartz 指出,虽然学生们自己可能认为,是某种 “声音事实” 成为了两个群体对立的标志,但实际上是对 “声音事实” 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双方不同的群体特征。比如说,学生们可能对自己开派对时候的热闹喧嚣习以为常,并不觉得那是 “噪音”,但却可能是当地人眼中的 “shchuna”。所以,怎么理解声音,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布尔迪厄关于 “惯习” 的观点,人们会(无意识地)习惯于去做自己习惯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强化自己习惯的观念。学生群体和当地人群体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对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这个结论似乎看上去是个朴素的常识。但这个结论关键的意义在于,有不同习惯的人会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习惯去批评别人,并且给别人贴上标签,因为这样就符合自己的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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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对于中国也有很深刻的意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猛,随着农民以各种姿势进城,城乡二元结构看起来似乎正在逐渐松动。但与此同时,大城市中的 “城中村”、“穷人区” 似乎也正不断涌现出来,城市中大量的底层劳动人民居住在这一个区域,成为现代化都市中格格不入却又不可去除的一部分。他们与 “城里人” 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两个群体的直接冲突,同样形成文明/不文明的二元对立。

对声音的不同使用也体现了这种冲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确表达对在公交车厢内大声打电话、在中午或晚上装修、在电影院大声交谈的反感,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公认为文明程度极高的邻国日本,明确标识在地铁上不可以打电话,手机要调到静音或关机——尽管不可以打电话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日本地铁上往往安静得可怕也是事实。这些行为会被认为是侵犯了公共领域中其他人的个人权益,因此被视为 “不文明的”。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品味上的区隔也耐人寻味:正如以色列学生取笑当地人听的本族音乐,中国社会阶级层次较高的人也往往会把一些音乐类型取笑为 “城乡结合部音乐”。无论是 “不文明的” 还是 “城乡结合部的”,城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区分自己和 “外来户”,并给他们贴上外地人、乡下人、硬盘、外码、老巴子的标签,把所有不如自己所愿的生活现象赖在他们头上。

这种对立并不是通过令行禁止的方式就可以消除的,问题也不是一个 “禁止噪音” 的规章制度就可以解决的。首先,广泛意义上的 “噪音” 是难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设定的,因为同样的声音,在一个场合可能是噪音,另一个场合可能就不是;又如上文所说,“噪音” 同时描述的是一个习惯上的心理判断,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场合的同一个声音,有些人会认为是噪音,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通过行政手段设立 “噪音” 的标准,实际上反而帮助建立了群体之间对立的标准。其次,监控 “噪音” 源头的成本是比较大的,因为声音是不留痕迹的,很难在声音结束后去捕捉源头。例如,一些城区虽然命令禁止汽车鸣笛,但以普通的巡逻警力,根本无法控制焦虑的司机拼命对着前车按喇叭,往往只能短时期内组织一部分警力,集中整治,指望通过杀一儆百起到威慑作用,但无法长期维持。

我们应当看到,“噪音”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人为建构出来的概念,它并不具体指涉任何声音。因此,把某一类声音归为噪音予以限制或禁止,是相当程度的霸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这种 “文明的霸权” 无处不在,校正着我们的行为和趣味。在许多人看来,这种 “文明的霸权” 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会让人过得舒服。

然而,这种观念是否需要有一个限度呢?我们往往把 “文明/不文明” 与 “我者/他者” 混淆一气,用 “文明的霸权” 去推导出 “身份的霸权”,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会出现问题。在深夜里故意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干扰其他人睡眠,并不能区分 “城里人” 和 “乡下人”,只能区分 “智商正常的” 和 “智商不正常的”。走在路上用手机大声放凤凰传奇,并不能区分 “品味高的” 和 “品味差的”,只能区分 “我喜欢做的” 和 “他喜欢做的”。想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用更好的心态去认识各种声音,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声音背后的各种身份政治。

参考文献

  • Schwarz, Ori. “The Sound of Stigmatization: Sonic Habitus, Sonic Styles, and Boundary Work in an Urban Slu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 no. 1 (2015): 205-42.

 

(原文于 2017.03.07 发表在 CNPolitic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