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图书会到底是图什么?

参加读书会到底是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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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这种不放假的节日,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庆祝才是。对于没有读书习惯的人来说,这一天可能就是用来给他们完成这一年的读书指标的;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这一天的红利可能在于心愿单里的书终于要打折了,其实到头来还是便宜了书商,倒不如放个假来得痛快。

阅读这样的行为和消费不同,不能只靠节日冲动,而要养成习惯。培养这一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和你一起阅读,定期讨论,互相督促。如今,读书会已经不只是校园里独有的风景。各行各业中,都会有喜欢阅读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自己喜欢的作品。

可是,为什么要有一个聚在一块儿的读书会,而不是互相检查阅读进度就完事了?最近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很火的赵东来局长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泡妞。

虽然他的目的不纯,但无疑点出了读书会的要义:这是一件有生命联系的事情,人和人的思想在会面中发生碰撞。无论是分享还是撕逼,从一个人的智力活动走向一群人共同的智力活动,一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改变。

社会学家Clayton Childress和Noah Friedkin于2012年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研究,就讨论了读书会如何影响人们对一本书的判断。

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他们找了20个美国读书会,规模有大有小(5-16人,中位数9人),组成时间有长有短(1-15年,中位数6年),人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两位研究者给这些读书会共同布置了一个任务:阅读2009年Counterpoint出版社主打推出的小说Jarrettsville。这部由Cornelia Nixon写作的历史小说,取材于她的祖辈在内战之后发生的十分虐心的爱情故事。

两位研究者主要想考察三个具体的问题:阅读者的出身,如何影响他对小说的评价?阅读者是否领会了作者原本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参加读书会是否影响阅读者对小说的评价?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研究者设计了两份问卷,第一份中的问题量化了阅读者对该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另一份则量化了阅读者对参与读书会的所有人员(包括自己)在阅读理解方面的的信任程度,从而构建了一个“读书信任网络”。研究者让每个人在读书会开始前和开完后各填一次这两份问卷,从而量化读书会所带来的改变。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研究者还专门去找到了作者让她填问卷,从而和阅读者的理解评价产生对比。

通过分析读书会开始前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发现,阅读者对小说的评价和他们的出身(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对该书的评价越来越差,而女性则越来越好。考虑到作者是一位年长的女性,这一点或许不无道理。

此外,阅读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该书的评价也就越差——这倒是有些让人意外,因为作者本人是位博士,还是高校教师。但需要指出的是,受教育程度与阅读评价之间的联系虽然有,但并不明显,因为参加读书会的人基本上全部都受过高等教育,学历之间并未拉开明显差距。

比较有趣的是,读者们对于小说的理解和作者本人有很大差别。研究者让他们各自回答了关于小说的29道阅读理解题,比如“男女主人公的阶级差异对他们的爱情悲剧有多大影响”、“女主人公哥哥的做法是否令人同情”等等,其中有20道问题,作者本人的态度与大多数读者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别。这样看来,韩寒做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得0分这件事情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对读书会前后调查问卷结果的对比分析,则是本研究的重中之重。两位研究者发现,参加读书会的经历的确改变了阅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尤其是,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够自信、而读书会上的其他人又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的话,他也会倾向于随大流。注意,这里可不是行为上的随大流。行为上的随大流,有可能是出于道德上的压力;但这个场景下,填调查问卷时选什么答案并不受到外界压力影响。

这可以理解为,读书会确实给与会者提供了新的认识。此外,阅读者往往更被自己信任的阅读伙伴所影响。如果阅读者倾向于认为这位阅读伙伴很牛逼,他往往会更接受阅读伙伴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观点。

这个道理看上去似乎显而易见:我信任一个人,我肯定倾向于听他的。但这一研究实际上是揭示了一种更为动态的过程:第一,我不是只听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观念都拥有某种加权的影响,同时我的观念也在对别人施加影响;第二,我的观念在这个小团体中是否有说服力,反过来也会修正我在这个信任网络中占有的权重。这种更为动态的范式,实际上修正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在讨论文化产品的接受情况时,把接受者当成标签化、原子化个体的倾向。

与此同时,每个人由于出身不同而对小说产生的不同判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观念。因此,两位研究者提出,阅读者对于小说的判断,应当是较为固定的出身判断加上较为动态的读书会影响判断的总和。 当读书会的成员在观念上较为统一时,后者占的权重更大;如果没能取得一致,则前者占的权重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声称:阅读者并没有指望一定要在读书会上达成某种共识,更是很少有人觉得应该把作者的意图奉为权威,有时候他们甚至声称撕逼本身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因此,我们与其说参加读书会是为了搞明白小说到底在说什么,倒不如说是为了听听别人是怎么想的,丰富自己的眼界和智识,也传授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这么看来,在读书会上泡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我们仍然要注意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理论层面,小说是不是一定存在一个确定和可讨论的“意思”、作者的写作意图究竟有多重要,这是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给出否定的答案。

在研究方法层面,研究者挑选的样本量过小,只有20组,甚至有2组后来因为出了差错,只能放弃。而且组成读书会的成员,90%以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过于同质化。再比如,动态的信任网络如何用静态的方式固定下来?面对不同的文化产品,接受者所处的信任网络是不是应当有所差异?这些答案在研究中并未给出——当然,受制于篇幅,也很难给出。

我们从这一研究中,应该能看到读书会的魔力所在。除非你是根木桩(当然,木桩也不会长脚去参加读书会),你周围其他人的观念绝不会对你毫无影响。读书会好像一个大的观念市场,各种想法在其中自由地碰撞,每种想法都带着那位阅读者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阅历。这不仅仅是在分享阅读理解,更是在分享不同的人生。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读书会成员的出身有很大差异时,观念之间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可能会使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产生深深的否定情绪。这就好比,笔者去参加一场富豪的家宴(假使哪位富豪不知道搭错哪根经了,邀请了笔者),受了一晚上豪车豪宅的刺激,回去以后面对自己的破瓦颓垣,心中生出了深深的愤恨。同样的,一位家庭出身一般的孩子去参加白领组织的小四作品读书会,可能就会面对着与自身无法匹配的消费观念而感到无所适从;一位刚刚识字的朋友,去参加康德三大批判读书会,也会对自己的智商产生怀疑。

无论是读书,还是读书会,都是不同人生的碰撞,也是不同人生的交锋。重要的是放平心态,不焦虑,不浮躁。否则,就算读完了三大批判,对于自我人生的价值,也未必就好过别人在读书日上干一碗鸡汤吧。

参考文献

  • Childress, C. Clayton, and Friedkin, Noah. E. 2012. “Cultural Reception and Produc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Book Club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1): 45-68.
(原文于 2017.03.07 发表在 CNPolitic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