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告诉你,音乐社会学为什么太天真

在最新一期的顶级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里,有一篇和音乐相关的文章。来自法国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两位学者,在研究了1958年至2016年《公告牌》流行音乐榜单上的27000首歌之后,公布了他们的惊人发现:上榜的歌曲听起来都差不多,但最热门的歌曲肯定有什么地方很特别

奇怪吗?一点儿的都不奇怪。一位朋友甚至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都无非如此,比如你去看看街角公园的相亲市场,大叔大妈们为自己孩子找对象的标准相差无几,但又希望对方最好不要太过路人。

稍微了解社会学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在《美国社会学评论》里发表一篇文章有多么困难,在这个大多数文章是关于阶级、种族、劳工、组织的杂志里,发表一篇关于音乐的文章则更是难上加难。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入选,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关于音乐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其他领域相比太落后,有一点进步便可喜可贺;

2. 这一点进步体现在,在这篇文章之前,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美国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不把音乐当做音乐,要么是把它当做一种产品,跟菜市场里面卖的黄瓜没什么区别,要么就是把它当做产品说明书(只研究歌词),也就是卖黄瓜的时候附赠你的那本黄瓜烹饪指南(更不要提很多时候并不存在这种指南);

3. 两位学者通过严格的定量分析,确立了音乐作品中的音乐特征,比如节奏、调性、音色等等,和销售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符合当代社会学研究规范,顺应了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是音乐社会学摆脱(在很多定量学者看来)满嘴放炮的文化批评范式的重要一步,出于扶贫考虑,刊文以表示鼓励。

我刚开始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度感激涕零,心想这帮学术界的人的研究终于开始上路子了。毕竟,音乐作品有它的特殊性,它是时间维度上的声音组织,而不是一口锅,能实实在在扣在你头上。要研究对声音产品的消费,你至少应该去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愿意为这堆声音来花钱,对不对?你不能光说,我花钱是因为歌词里面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性,那你为什么不花钱去买一盘同样内容的诗朗诵?(如果你说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诗朗诵,那你就应该想想为什么没有人会去制作这样的诗朗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很欣慰的。

但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说,我的心是凉的。因为这一套分析的出发点仍然是很单纯的,有时候天真。

没错,我们确实可能找到了音乐特征和作品销量之间的相关性,但其中的因果逻辑是怎么走的呢?有可能,一个长度在3分钟左右的、节奏清晰的、和声进行比较保守但有亮点的、结构鲜明的音乐作品,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但大家容易接受上不代表大家一定都会去消费,而反过来,销量高的音乐作品也不一定就是因为它在音乐特性上容易接受。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

如果你猜不出来是什么的话,我建议我们蹭一波热点。说实话,要不是今天突然被鹿晗刷屏,我还举不出这么好的例子来。

我必须要承认,鹿晗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有一段时间了。但由于我并不关注他,他的出现不太连续,比如偶尔出现在电视、朋友圈以及网络视频广告里面。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完整地听过他的任何一首歌。作为歌手出道的鹿晗,在我知道他的名字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确定他到底唱过什么。然而,他的歌曲仍然在各大歌曲排行榜中排名前列,显得我好像在时代之外。

很多研究已经对这种现象做了很多分析,他们会说,对呀,这是因为,现在的娱乐行业不再是靠作品先行,而是靠偶像先行。人们不是通过一首歌喜欢上一个歌手,而是通过一个歌手喜欢上一首歌。

还有一些报道也描述了,鹿晗的粉丝是怎么样通过疯狂买专辑来把销量顶上去的。有的人一口气能买几千张,管她买回家到底是不是当砖头砌墙去了,反正销量上去了。怎么样,气不气?

所以,音乐特征和销量之间的相关性,很有可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逻辑链之上的,而音乐特征和销量只不过是在这一个链条的两端。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鹿晗看作一个起点,只要鹿晗的音乐没有奇怪到丧心病狂,能够延续他自己的风格,他的粉丝不会太在意他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的,反正买就是了。很多看到这里面有钱可赚的公司,可能会用同样的方法复制偶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复制了音乐特征,从而导致了统计上音乐特征和销量存在相关性,但实际上音乐特征只是销量的一个很小的原因。

可怜的是,音乐在这里面又被消解掉了。很多偏保守的人可能会看不惯这一点,觉得这些小鲜肉,还没有什么能够留得下来的作品,根本称不上是歌手,凭什么靠一张脸就火?

然而,这恰恰就接近了问题的本质。

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这就是人的复杂性在不同维度上的延伸。

我们在讨论文化作品的消费的时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底谁更傻逼”的辩论。最开始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普遍有一种精英主义倾向,觉得消费者,或者说大众,比较傻逼。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就觉得,文化工业制作出来什么,大众就吃什么。后来有一些人,比如费斯克,开始意识到,消费者不全是傻逼,他们会用钱投票,反过来决定文化产品制作者的策略和选择。但无论如何,消费者作为挥舞着钞票的需求方,总是容易处在被针对的地位上。

问题是,真的有绝对、全面和彻底意义上的傻逼吗?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人在很多时候看上去都很“正常”,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显得好像不太着调。

比如说,我们以为毫无理智的鹿晗粉丝却有着如军队般严明的纪律(以及我们以为低龄的王俊凯的粉丝却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世界各地精准投放庆生广告),这些粉丝们真的可以用一个“脑残”来形容吗?如果他们爱自己的偶像爱得毫无理由而显得脑残,可是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就没有信什么信得毫无道理的时候吗?

我们无法假设消费者是不是“傻逼”,也无法要求消费者一定是出于喜欢音乐的角度而去消费音乐,因为没有谁规定人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同样无法认定这种消费行为是“不理性”的,因为这个消费行为并不只是在音乐唱片市场的这个维度上有效,还在其他的维度上有效,好比光从听音乐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确实没有必要买几千张同样的专辑,但从积累声誉的角度来讲,这很显然提高了他在一个群体里的地位,有助于他今后在群体中说话的分量,是一种采用了经济手段的理性策略。

所以,之前的很多研究在维度上太单一,不够丰富,遇到鹿晗这样的状况就缺乏解释的能力。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很少有人去关注作为“人”的消费者,他们在消费行为中究竟是怎么理解音乐的。人们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作品“好听”?在这个问题里,“人”和“好听”一样,是需要考量的对象。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到人本身非常复杂的维度,比如脑神经、时空环境、文化、个人的历史等等,都会对人的判断和选择产生影响。

用一个同义反复的话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人们消费音乐的理由,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消费音乐。人们消费音乐的理由,可以跟音乐特征有关,也可以跟音乐表演者有关,更有可能是两者的综合。人对于音乐作品的感情的投射,很有可能会和他与音乐创作者的感情投射联系在一起,因为音乐表演者本来就是嵌在音乐里面的,你很难把这两者单独剥离出来。但无论如何,他会对音乐作品有一个整体上的理解,并依据这样的理解,来做出消费与否的选择。而千千万万的人对一个作品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他们理解中相似的部分,就构成了所谓的“市场需求”。

因此,在统计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音乐作品和音乐市场之间各种有趣的联系,但要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把人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毕竟,如果没有“人”,其实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声音”,更不要说“音乐”了。

(本文于2017.10.09在微信公众号“乐谈Soundtopia”上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