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评分网站,专业影评人的话还管用吗?

聂可/作者

在欧美,影评人的评价可能左右一部电影票房的“生死”。

如果你看过第8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鸟人》(Birdman),你应当对片中男主角瑞根·汤姆森怒喷专业剧评人塔比莎·狄金森的场面记忆犹新。瑞根虽然不屑于剧评人只有嘴上功夫,却也对她操控观众口碑的能力颇为忌惮。专业评论家的威力,可见一斑。

不过,有声音认为,网络时代正让专业评论家的地位开始动摇。烂番茄网除了展示专业影评人的评论,也有普通观众展示评论的地方。专业影评人的意见似乎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然而,两位学者Debenetti和Ghariani近来刊登在《诗学》(Poetics)杂志上的研究却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专业影评人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倒上升了。

打不倒的专业影评人

两位学者的结论,是基于他们对于法国杂志上电影广告的经验研究。他们挑选了法国4种不同类型、面向不同读者群体的杂志,选取了2007至2016年这些杂志上的电影广告共1329篇,并对它们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两位学者认为,电影宣传文案惜字如金,不重要的内容不会频繁地出现在文案上,而引用影评人的评论一度是电影宣传的惯用套路。如果影评人地位下降,普通人评论更重要,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宣传文案上所用的影评人评论应该越来越少甚至消失,而普通人的评论则会越来越多。

然而,两位学者发现了相反的现象。首先,在每一年的样本总量以及构成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引用专业影评人评论的电影宣传文案比例反倒越来越大。2007年,有40.5%的电影宣传文案至少引用了一条专业影评人评论;而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了70.6%。其次,平均每条宣传文案引用专业影评人评论的个数越来越多,从2007年的2.3条上升到了2016年的2.9条。相比之下,普通人评论只是在2007年和2010年的宣传文案里出现过1次,在2013年出现过3次,到了2016年甚至就消失了。从比例上看,有至少一条普通人评论的宣传文案占该年总文案数量的1%都不到。因此,总体上看,专业影评人的位置并未动摇,电影宣传文案里引用专业影评人的力度反而更大了。

两位学者通过控制杂志类型、投放广告的大小、官方对电影的分类(主流/艺术片)、法国电影评分网对电影的评分等可能影响宣传文案引用策略的变量,来考察他们的观察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结果显示,在这些变量被控制之后,引用专业影评人评论的文案仍然随着时间有着明显地增加。此外,在这些引文中,使用了专业影评人惯常术语的文案数量也没有减少,引用的评论也大多出自权威媒体。

两位学者认为,这些证据进一步说明了专业影评人位置始终稳固,甚至仍有上升的趋势。有意思的是,数据还体现出引文的长度是在逐年减少的,两位学者将其解释为文案对引文“更为挑剔,更需要切中要害”。

结论的前提:“独立文化中介”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影评人地位上升这一结论的两个前提。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专业影评人和他们工作的性质。专业影评人和电影出品商以及观众的互动十分复杂,简单来说,他们往往充当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y)的角色——对琳琅满目的电影作品做出价值判断,来影响观众的选择和审美,进而影响电影出品商的生产。

专业影评人受到认可有多重原因:一方面,观众认可其作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因为他们名义上并不为电影出品商所雇佣,所以他们的观点显得独立、不留情面,对观众来说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专业影评人的“独立”特质,让电影出品商更加乐意拿其评论来打广告,以炫耀影片如何受到“权威”的评价和赞赏。换句话说,专业影评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电影出品商和观众都需要他们。

另一个前提是,宣传文案上的文字都必然有用。宣传文案的根本目的是刺激票房。如果宣传总监发现一种文案风格并没有效果,那么这种文案风格必然会被撤掉。这是一种相对功能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凡呈现出来的东西必然承担着某些作用。只有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对专业影评人引用的增加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下降。

独立知识分子还是软文大v?

然而,上述前提都有可能成问题。就第一个前提来说,专业影评人的性质可能会不断变化。既然研究的大背景是互联网对于专业影评人的冲击,那么专业影评人的概念和范畴应该也有所改变——一方面,专业影评人并不一定都是“独立”的,网络大V成为软文专业户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他们之所以能称为大V,也许就正是因为他们是软文专业户。换句话说,我们没办法判断影评人评论数量的增加,是因为他们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还是被裹挟进资本游戏中的结果。

另一方面,许多专业影评人也是网友,他们的评论很可能因为水平更高、文采更好、名气更大等等因素被高亮、置顶。尽管普通网友确实也有机会一鸣惊人,但专业影评人却也能够利用网络的特性博取更多的关注;反过来,有一些普通网友在一鸣惊人后,获得了成为专业影评人的机会。这使得什么是普通网友、什么是专业影评人的界限显得模糊。

就第二个前提来说,宣传文案并不一定是“灵活响应”的。两位学者承认,引用专业影评人的数量愈发增加,有可能只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或行业标准。他们还提出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电影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复杂,让宣传策划者难以分辨出最好的宣传策略,从而倾向于反复使用过去的套路来求稳。因此,引用专业影评人的策略可能并不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上升。

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只研究了法国的情况(当然,两位学者认为法国由于其电影产业的特性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并且若牵涉到话语,跨文化的研究会十分困难),只研究了杂志这一种媒介,对于评论的来源以及上下文都有语焉不详的地方。尽管研究在设计和分析上还有诸多可斟酌之处,但这一研究通过第三方的宣传策略来研究文艺评论的思路颇为新颖,对于认识文化中介的价值和性质也有一些值得参考的角度。

我们很难确认专业评论家的地位究竟变高还是变低了,但“鸟人”们必然仍将与评论家们继续“纠缠”,这也必将是文化工业中难以动摇的事实。

参考文献

Debenedetti, S., & Ghariani, G. (2018). To quote or not to quote? Critics’ quotations in film advertisements as indicators of the continuing authority of film criticism. Poetics, 66, 30-41.

(本文于2018.04.09在政见CNPolitics.org上刊载)

中国,到底谁有嘻哈

中国,到底谁有嘻哈

聂可 乐谈Soundtopia

2017-07-09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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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英通过《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生产了这种关于“真”的知识,制造了关于“真”的品味,并依此获取了巨大的流量和利润。

吴亦凡并不平凡,他一句“你有freestyle吗”就彻底引爆了《中国有嘻哈》——这位当红流量帝依靠这个梗和不苟言笑的人设,把中国第一个嘻哈音乐选秀节目硬生生地拖红了。如果没有他,许多人光看名字甚至会以为这是个喜剧比赛节目。

这可能是许多电视观众第一次听说“GAI爷”、“Ty”、“PG-ONE”这些名字,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已经足够有名。这一次,他们有组织地在大众媒介的舞台上集体亮相,而吴亦凡和潘玮柏、张震岳、热狗几位“明星制作人”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打得他们锃亮,也打得他们睁不开眼。

在这个令人瞩目的舞台上,硝烟正弥漫开来。主流文化应不应该接受嘻哈音乐?应该接受怎样的嘻哈音乐?为什么要接受嘻哈音乐?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审视,越来越多的观点开始交汇。然而,这种诞生在40年前的美国黑人街头艺术风格,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嘈杂的声音。

与主流的交锋

1990年,来自加州的嘻哈组合“2Live Crew”的两名成员,因为涉嫌违规表演含有淫秽内容的曲目被警方逮捕。在此之前,他们的专辑《如其所愿般下流》(As Nasty as They Wanna Be)因为歌词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在多国遭遇封杀。这一事件激起了美国对于嘻哈音乐在伦理问题上的讨论。嘻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它是否应当被主流媒体推广和宣传?

埃米·宾德(Amy Binder)于1993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的文章,以这一事件为起点,探讨了嘻哈音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通过解剖118篇出自不同类型媒体的乐评,宾德梳理了嘻哈音乐反对者和支持者的论点。

主流文化中反对者的观点,是认为说唱音乐中大量关于性、暴力、恐怖的内容,对于社会是一种威胁。在提到说唱音乐的所有乐评中,有64%的评论提出了“社会威胁论”。这种观点的基本立场是,歌词有诱导行为的功能,什么样的歌词就会诱发什么样的社会行为。事实上,这种看法十分主流。

而嘻哈的支持者中,不仅有黑人自己创办的媒体,也有部分的主流媒体(例如《纽约时报》)。这些人一方面驳斥了歌词诱发行动这样一种粗暴的逻辑,另一方面也提出,嘻哈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俗”的方式,体现了原汁原味的街头文化,传递了社会中这一部分群体的声音。这种观点给“俗”文化赋予了正当性,并认为这一正当性不应当得到破坏。

像这样的观念交锋,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有嘻哈》中看到。一些口味保守的观众,在“爱奇艺”这样的主流视频网站上,看到一群“奇装异服”的人唱着咄咄逼人的歌词,毫无疑问会感到生理不适。而嘻哈音乐人们却觉得这远远不够——节目的第一期播出后,不少有意见的嘻哈音乐人在网上发表了对节目的diss(嘻哈用词,意为骂某个人或事物),语言更加激烈粗鄙,但反过来造成了网民对于嘻哈音乐愈发不良的印象。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嘻哈音乐和主流文化的冲撞是历史的必然。从纽约街头的黑人文化诞生的嘻哈音乐,必然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除非街头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冲撞则更复杂——嘻哈文化是完全的舶来品,中国很难说有类似的“街头文化”,它看上去甚至没有生长的土壤,更不要说向主流文化发起冲击。然而,当今的全球化以及经济规律带来的阶级分化,把中国的中低收入阶级推向了与其他国家中低收入阶级的文化融合,美国的“街头文化”被当做“草根文化”吸收进来。草根文化可以是主流文化吗?在经历痛苦的博弈之前,看上去很难。

但如今,已经不是以嘻哈音乐为代表的草根文化要不要进入主流的问题,而是在有着庞大人数的中产阶级里,有一部分由于行业转型正在走向草根。随着这一部分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自然不会甘于承认自己只是“亚文化”或者“非主流”。他们必然会冲击少数文化精英所把持的主流文化,而一些头脑精明的生意人自然会看到其中的商机。

话语权的争夺

嘻哈音乐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内部存在分裂,而原因正是这些生意人。生意人给嘻哈带来了钱,也带来了他们不想要的其他东西,比如和他们抢饭碗的、被精致包装的艺人。此外,所谓“喊麦”的迅速蹿红,也给嘻哈音乐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挑战,他们不得不腾出精力来与之划清界限。究竟什么是嘻哈音乐?什么才能代表真正的嘻哈音乐?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

当然,冲突首先发生在作为“原住民”的地下嘻哈音乐人和大公司支持的流行音乐人之间。事实上,《中国有嘻哈》完全没有回避这个冲突,甚至戏剧化了这个冲突。第二期节目中,来自男子偶像团体队长朱星杰顺利通过考核后,坐在他前面的GAI用近乎挑衅的话,捅破了“地下派”和“偶像派”之间对峙的窗户纸。理由很简单:以GAI为代表的地下嘻哈音乐人,认为偶像艺人的音乐都是“假的”,他们的歌词是别人代为捉刀的,他们唱的内容并不代表真实的自己。

这里隐含了一个价值判断:地下的嘻哈才是真的。如果我们联系嘻哈的街头起源,这听上去是有一定道理。但这里被回避掉的问题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的”的意思是歌词能够反映自己的生活,那么周艺轩和朱星杰们唱的略带矫饰的歌词,也许反倒体现了那种由于被包装而略带矫饰的生活。如果他们唱的是一些街头的生活,反倒才“假”。如果“真的”的意思是指音乐上的“纯正”,考虑到大家都是靠模仿国外音乐起家的华人,这种说法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如果“真的”的意思是说敢于揭露生活当中阴暗的一面,但阴暗的一面充其量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标榜自己是“真的”无非是一种排他性的话语霸权,它本身不包含任何意义,只有在与他者的斗争中才有意义。

事实上,地下的嘻哈内部也存在关于“真”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地域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里,我们要再次请出上文提到的宾德。她在2010年和她的一位学生安德鲁·切恩(Andrew Cheyne)合作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诗学》(Poetics)杂志上。这篇文章指出,在人们谈论嘻哈音乐是否“真实”的时候,地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他们的研究结果不出意料地发现,《纽约时报》的评论会强调来自纽约的组合的“血统纯正”,贬低西海岸的洛杉矶的组合;而《洛杉矶时报》则会利用90年代辉煌的西海岸匪帮说唱历史来为自己加分,挑衅东海岸的音乐人。同样的,尽管都属于“地下派”,但来自成都的马思唯等人和来自重庆的GAI等人之间的冲突,也代表了地域之间的话语霸权的争夺。

然而,冲突未必意味着不能共存。往往正是因为共存才有了冲突,为了共存而要维持冲突。在美国,嘻哈音乐早就不只是底层文化。2006年,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宣布开始收藏有关嘻哈文化的藏品,把嘻哈文化正式拉进了美国文化发展的主线之中。尽管一些极端的嘻哈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仍然把嘻哈的“街头”主题视为“正统”,然而嘻哈音乐早就在音乐产业中拥有无数的商业案例,也正是因为商业上的成功才流传至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嘻哈音乐人最早能够接触到的所谓“正统”的美国嘻哈音乐,都是被全球化的商业浪潮给冲上岸的。所以,钱肯定不是嘻哈的敌人,而谈论“真实”、“正统”的意义,也正是为了钱。

这一类的知识生产是如何进行的

在被无数的电视剧和电视选秀节目“套路”之后,相信明眼人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地下派”和“偶像派”之间的冲突,不过是节目组刻意制造的一个梗。

头两期节目一再强调了“地下派”对“偶像派”的鄙夷和孤立,刻画出一个“偶像派”深陷重围的局面。然而,节目播出后,两派中各有一些声音,宣称双方之间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的火药味。尤其是被塑造成素质堪忧的形象的“地下派”,有不少人都表达了对节目刻意制造冲突的不满。

显然,如果“地下派”真的瞧不起这些“偶像派”,他们压根就不会来参赛。 “地下派”之所以是“地下派”,是因为他们缺少让他们爬到地上的资源。当这个资源降临时,一些有勇气的人就会爬上来,因为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事实上,来到《中国有嘻哈》的很多“地下派”,已经是这一“派”里成名已久并且相当有钱的人物了。他们不是没有“商业”,只是没有“商业包装”。

但他们真的完全没有包装吗?不,他们会自己包装。包装这个概念包含了营销的意思,而他们自己会通过奇装异服、谈吐举止在圈内营销自己的形象,树立自己的文化,似乎只有戴着帽子、挂着项链才叫嘻哈,才算自由。但是这不是自由,这只是另一种文化而已,因为你不接受这个规则,反而会成为圈中的另类,比如穿得像个上班族的孙八一。

因此,这些“地下派”们的参赛本身,就表示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圈子文化拿出来让大家消费,换取他们从未有过的资源和影响力。这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这背后可能会带来的问题。

节目通过制造“地下派”和“偶像派”的冲突,实际上生产了一种关于“真”的知识。尤其是,节目突出了“地下派”关于“真”的论述,强化了“偶像派”在“真”的问题上被攻击的人设,作为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它实际上是以文化精英的身份,在暗示嘻哈音乐作为“真”的前提:草根性。宾德和切尼的研究也指出,文化精英并不会简单地接受所有嘻哈音乐,他们会以嘻哈音乐够不够草根、够不够接地气来作为是否值得欣赏的标准。

这里的关键是,这不像是上文讨论的那样,是一个“地下派”要为自己正名的问题,而是文化精英想要制造一种品味的问题。文化精英通过这个节目生产了这种关于“真”的知识,制造了关于“真”的品味,并依此获取了巨大的流量和利润。但这个知识的要求,是什么呢:它要求社会中存在草根和资本的冲突,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更直白地说,这个节目在利用社会矛盾赚钱。虽然利用社会矛盾赚钱的并非独此一家,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

在女团出身的黄薏帆那颇令人尴尬的扭臀舞上,你可以看到这种知识的全部逻辑。它是“假”的,因为一个偶像团体的女孩嘴里唱着“gangsta”(匪帮),一点儿也不“草根”、不“真实”;它又是“真”的,因为它所代表的资本运作真的能赚钱;它甚至是有点反讽的,因为“真”的匪帮说唱充满了对女性的污言和诋毁。总之,当你看到这种知识背后狡黠的笑容时,你可能会挺怀念吴亦凡那朴素又单纯的“你看这个面它又长又宽,就像这个碗它又大又圆”。

参考文献

Binder, Amy. 1993. Constructing racial rhetoric: Media depictions of harm in heavy metal and rap music.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753-67.

Cheyne, Andrew, and Amy Binder. 2010. Cosmopolitan preference: 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place in American elite taste for hip-hop music 1991-2005. Poetics, 38:336-64.

(本文于2017.07.08在微信公众号“乐谈Soundtopia”上刊载)

责任编辑:梁佳

参加图书会到底是图什么?

参加读书会到底是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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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这种不放假的节日,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庆祝才是。对于没有读书习惯的人来说,这一天可能就是用来给他们完成这一年的读书指标的;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这一天的红利可能在于心愿单里的书终于要打折了,其实到头来还是便宜了书商,倒不如放个假来得痛快。

阅读这样的行为和消费不同,不能只靠节日冲动,而要养成习惯。培养这一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和你一起阅读,定期讨论,互相督促。如今,读书会已经不只是校园里独有的风景。各行各业中,都会有喜欢阅读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自己喜欢的作品。

可是,为什么要有一个聚在一块儿的读书会,而不是互相检查阅读进度就完事了?最近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很火的赵东来局长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泡妞。

虽然他的目的不纯,但无疑点出了读书会的要义:这是一件有生命联系的事情,人和人的思想在会面中发生碰撞。无论是分享还是撕逼,从一个人的智力活动走向一群人共同的智力活动,一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改变。

社会学家Clayton Childress和Noah Friedkin于2012年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研究,就讨论了读书会如何影响人们对一本书的判断。

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他们找了20个美国读书会,规模有大有小(5-16人,中位数9人),组成时间有长有短(1-15年,中位数6年),人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两位研究者给这些读书会共同布置了一个任务:阅读2009年Counterpoint出版社主打推出的小说Jarrettsville。这部由Cornelia Nixon写作的历史小说,取材于她的祖辈在内战之后发生的十分虐心的爱情故事。

两位研究者主要想考察三个具体的问题:阅读者的出身,如何影响他对小说的评价?阅读者是否领会了作者原本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参加读书会是否影响阅读者对小说的评价?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研究者设计了两份问卷,第一份中的问题量化了阅读者对该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另一份则量化了阅读者对参与读书会的所有人员(包括自己)在阅读理解方面的的信任程度,从而构建了一个“读书信任网络”。研究者让每个人在读书会开始前和开完后各填一次这两份问卷,从而量化读书会所带来的改变。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研究者还专门去找到了作者让她填问卷,从而和阅读者的理解评价产生对比。

通过分析读书会开始前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发现,阅读者对小说的评价和他们的出身(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对该书的评价越来越差,而女性则越来越好。考虑到作者是一位年长的女性,这一点或许不无道理。

此外,阅读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该书的评价也就越差——这倒是有些让人意外,因为作者本人是位博士,还是高校教师。但需要指出的是,受教育程度与阅读评价之间的联系虽然有,但并不明显,因为参加读书会的人基本上全部都受过高等教育,学历之间并未拉开明显差距。

比较有趣的是,读者们对于小说的理解和作者本人有很大差别。研究者让他们各自回答了关于小说的29道阅读理解题,比如“男女主人公的阶级差异对他们的爱情悲剧有多大影响”、“女主人公哥哥的做法是否令人同情”等等,其中有20道问题,作者本人的态度与大多数读者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别。这样看来,韩寒做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得0分这件事情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对读书会前后调查问卷结果的对比分析,则是本研究的重中之重。两位研究者发现,参加读书会的经历的确改变了阅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尤其是,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够自信、而读书会上的其他人又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的话,他也会倾向于随大流。注意,这里可不是行为上的随大流。行为上的随大流,有可能是出于道德上的压力;但这个场景下,填调查问卷时选什么答案并不受到外界压力影响。

这可以理解为,读书会确实给与会者提供了新的认识。此外,阅读者往往更被自己信任的阅读伙伴所影响。如果阅读者倾向于认为这位阅读伙伴很牛逼,他往往会更接受阅读伙伴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观点。

这个道理看上去似乎显而易见:我信任一个人,我肯定倾向于听他的。但这一研究实际上是揭示了一种更为动态的过程:第一,我不是只听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观念都拥有某种加权的影响,同时我的观念也在对别人施加影响;第二,我的观念在这个小团体中是否有说服力,反过来也会修正我在这个信任网络中占有的权重。这种更为动态的范式,实际上修正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在讨论文化产品的接受情况时,把接受者当成标签化、原子化个体的倾向。

与此同时,每个人由于出身不同而对小说产生的不同判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观念。因此,两位研究者提出,阅读者对于小说的判断,应当是较为固定的出身判断加上较为动态的读书会影响判断的总和。 当读书会的成员在观念上较为统一时,后者占的权重更大;如果没能取得一致,则前者占的权重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声称:阅读者并没有指望一定要在读书会上达成某种共识,更是很少有人觉得应该把作者的意图奉为权威,有时候他们甚至声称撕逼本身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因此,我们与其说参加读书会是为了搞明白小说到底在说什么,倒不如说是为了听听别人是怎么想的,丰富自己的眼界和智识,也传授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这么看来,在读书会上泡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我们仍然要注意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理论层面,小说是不是一定存在一个确定和可讨论的“意思”、作者的写作意图究竟有多重要,这是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给出否定的答案。

在研究方法层面,研究者挑选的样本量过小,只有20组,甚至有2组后来因为出了差错,只能放弃。而且组成读书会的成员,90%以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过于同质化。再比如,动态的信任网络如何用静态的方式固定下来?面对不同的文化产品,接受者所处的信任网络是不是应当有所差异?这些答案在研究中并未给出——当然,受制于篇幅,也很难给出。

我们从这一研究中,应该能看到读书会的魔力所在。除非你是根木桩(当然,木桩也不会长脚去参加读书会),你周围其他人的观念绝不会对你毫无影响。读书会好像一个大的观念市场,各种想法在其中自由地碰撞,每种想法都带着那位阅读者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阅历。这不仅仅是在分享阅读理解,更是在分享不同的人生。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读书会成员的出身有很大差异时,观念之间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可能会使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产生深深的否定情绪。这就好比,笔者去参加一场富豪的家宴(假使哪位富豪不知道搭错哪根经了,邀请了笔者),受了一晚上豪车豪宅的刺激,回去以后面对自己的破瓦颓垣,心中生出了深深的愤恨。同样的,一位家庭出身一般的孩子去参加白领组织的小四作品读书会,可能就会面对着与自身无法匹配的消费观念而感到无所适从;一位刚刚识字的朋友,去参加康德三大批判读书会,也会对自己的智商产生怀疑。

无论是读书,还是读书会,都是不同人生的碰撞,也是不同人生的交锋。重要的是放平心态,不焦虑,不浮躁。否则,就算读完了三大批判,对于自我人生的价值,也未必就好过别人在读书日上干一碗鸡汤吧。

参考文献

  • Childress, C. Clayton, and Friedkin, Noah. E. 2012. “Cultural Reception and Produc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Book Club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1): 45-68.
(原文于 2017.03.07 发表在 CNPolitics.org

乐谈|声音背后的身份政治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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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乐谈不谈具体的音乐作品或人物,谈谈更宏观的东西:声音。

大家听音乐的时候,会倾向于把音乐纯粹当做文化产品来消费,关注音乐的内容、演绎、编配甚至气质,却往往忽略了,音乐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声响活动,是人的听觉接受到的万千声音讯息中,比较特别的一类。

好话说的俗,感觉是不会骗人的。人们会通过感官获得很多感觉,“听来的” 感觉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感觉,有的让人欢喜,有的让人厌恶,人们便把情感附加到产生这些听觉的对象上,或与它亲近,或与它疏离。人们甚至会通过这些声音区分出 “你”、“我” 来,并把不同的声音特性理解为不同群体的身份标志。

一位以色列学者 Ori Schwartz 曾考察了以色列一座大学城旁的社区生活,他证实了人们确实会根据声音来区分不同的群体。在这篇于 2015 年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上的研究里,Schwartz 考察了这个社区里学生租客和本地工人阶级在使用声音上不同的习惯以及不同的态度,指出学生群体是如何通过声音来制造“身份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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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感觉来说,听觉的主动防御能力极低,每天要被动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讯息,而且几乎没有 “清净” 的时候——即便你把耳朵堵上,你的颅骨还是会把你给出卖了。因此,听觉是我们的感官中,相当脆弱敏感的一个。

声音讯号强烈而突然的变化,会很容易干扰任何人做事的兴致,这也是为什么在需要安静的场合大声喧哗是十分粗鲁的行为。Schwartz 的研究就以此为起点:当他找来社区里的学生租客,让他们谈谈在社区里的居住体验,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吐槽,社区里的本地居民是有多么得吵吵。

Schwartz 考察的这个社区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如今共有 14100 名居民,体力劳动者(35%)和学生(25.5%)占了半壁江山。体力劳动者多,主要是因为以苏联移民的后裔以及米兹拉希犹太人(中东、北非犹太人的后裔)为主的本地人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只能以体力劳动谋生;学生多,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大学城,房租又相对其他地方较为便宜。这两个群体都是低收入群体,因此该社区也是名副其实的低收入社区。

然而,这两个群体却存在着根本不同:学生是低收入群体,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挣钱,而不是挣不到钱。能够上大学的学生,大多都是中产家庭出身,他们过去接受过的教育和他们的生活文化,与当地居民有着巨大的差别。当这两个群体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碰撞开始了。

在 Schwartz 采访的所有学生租客里,学生们吐槽最多的就是当地人有多闹腾,糟心的程度远远超过视觉上的糟心(比如满地涂鸦、不雅举止)和触觉上的糟心(比如肮脏不洁、到处积灰)。当地人在声音上的 “折腾”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大声讲话。当地人在生活中习惯通过大声喊话来沟通。比如,有些学生吐槽当地人会在楼下大声喊楼上的人下去玩,喊得整栋楼都听得到。

——大声放吵闹的音乐。学生抱怨说,当地年轻人喜欢放吵闹的本族特色音乐,还喜欢开着门放。放起来不分时间,有时候放一宿嗨到天亮,有时候鸡还没叫就开始放,而且习以为常。

——大声吵架。学生认为当地人脾气都很暴躁,动不动就会发生矛盾,一有矛盾就扯着嗓子干架、爆粗,“很没有教养”。

这些声音自然是令人十分不快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当地人才会干出来的事情,并且把 “shchuna”(希伯来语里的“邻居”)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当地人这种影响邻居的恶劣行为,大概和我们说 “做人不能太马蓉” 是类似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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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不爽是很好理解的。正如上文所说,听觉是很脆弱敏感的。你在家里规规矩矩地读书写字睡大觉,楼下或者隔壁屋扯着嗓门大声嚷嚷,肯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于是,学生们把这样的声音看作是低素质的当地人的身份标志。

因此,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了高素质/低素质的二元对立,并以 “shchuna” 作为对立的身份标志。学生们会倾向于认为,当地人都是习惯于发出噪音的人,而发出噪音的人大多都是当地人。学生们自己则通过避开或对抗这种行为习惯,来确立学生集体的身份意识。例如,如果有人在楼下大声喊自己的名字,学生会倾向于打电话来回应楼下的人,而不是像当地人一样喊回去,以保持 “高素质”,从而确立自己和其他学生类似的身份认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通过声音使用习惯的区别来建构身份认同,并通过实际行动来强化这一身份认同。这样的相互建构,最终导致了学生群体和当地居民群体之间的张力。一些脾气大的学生受不了当地人邻居的骚扰,主动上门找事,引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然而,Schwartz 指出,这种身份建构中有许多的问题。首先,当地人多用大嗓门,主观上并不一定是恶意的,造成这种情况也有客观原因。

现代化城市实际上把地理空间按照用途分隔开来了:家、工作单位、社交场所,各自有各自的规矩,泾渭分明。城市中的中上层阶级有能力适应正常的城市运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在图书馆打电话以及在夜店看书都会被认为是 “不懂规矩”,是没受过 “当代文明” 洗礼的表现。这些家庭出身的学生自然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住所应该就是休息的地方,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隐私。

但当地人大多是低收入者,他们在当代都市中的生活空间很小。对于低收入者来讲,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社交空间往往是重合的。他们可能没有什么钱去夜店、酒吧、舞厅这种城市里设计好的 “社交场所”,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是在生活空间内完成的。当他们在楼下喊自己的同伴时,他们可能只是在履行他们的 “社交礼仪”罢了。

其次,学生们在构建身份的时候,是带有很强烈的偏见的。Schwartz 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很闹腾,也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很安静。当地人的成分很复杂,各自的行为习惯也很不一样,把他们一齐归为 “当地人” 似乎有些牵强;而学生们也是爱闹的群体,在家开个派对也是家常便饭。学生们在受访过程中,似乎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些事实。

因此,Schwartz 指出,虽然学生们自己可能认为,是某种 “声音事实” 成为了两个群体对立的标志,但实际上是对 “声音事实” 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双方不同的群体特征。比如说,学生们可能对自己开派对时候的热闹喧嚣习以为常,并不觉得那是 “噪音”,但却可能是当地人眼中的 “shchuna”。所以,怎么理解声音,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布尔迪厄关于 “惯习” 的观点,人们会(无意识地)习惯于去做自己习惯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强化自己习惯的观念。学生群体和当地人群体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对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这个结论似乎看上去是个朴素的常识。但这个结论关键的意义在于,有不同习惯的人会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习惯去批评别人,并且给别人贴上标签,因为这样就符合自己的习惯了。

3

这个研究对于中国也有很深刻的意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猛,随着农民以各种姿势进城,城乡二元结构看起来似乎正在逐渐松动。但与此同时,大城市中的 “城中村”、“穷人区” 似乎也正不断涌现出来,城市中大量的底层劳动人民居住在这一个区域,成为现代化都市中格格不入却又不可去除的一部分。他们与 “城里人” 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两个群体的直接冲突,同样形成文明/不文明的二元对立。

对声音的不同使用也体现了这种冲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确表达对在公交车厢内大声打电话、在中午或晚上装修、在电影院大声交谈的反感,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公认为文明程度极高的邻国日本,明确标识在地铁上不可以打电话,手机要调到静音或关机——尽管不可以打电话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日本地铁上往往安静得可怕也是事实。这些行为会被认为是侵犯了公共领域中其他人的个人权益,因此被视为 “不文明的”。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品味上的区隔也耐人寻味:正如以色列学生取笑当地人听的本族音乐,中国社会阶级层次较高的人也往往会把一些音乐类型取笑为 “城乡结合部音乐”。无论是 “不文明的” 还是 “城乡结合部的”,城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区分自己和 “外来户”,并给他们贴上外地人、乡下人、硬盘、外码、老巴子的标签,把所有不如自己所愿的生活现象赖在他们头上。

这种对立并不是通过令行禁止的方式就可以消除的,问题也不是一个 “禁止噪音” 的规章制度就可以解决的。首先,广泛意义上的 “噪音” 是难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设定的,因为同样的声音,在一个场合可能是噪音,另一个场合可能就不是;又如上文所说,“噪音” 同时描述的是一个习惯上的心理判断,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场合的同一个声音,有些人会认为是噪音,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通过行政手段设立 “噪音” 的标准,实际上反而帮助建立了群体之间对立的标准。其次,监控 “噪音” 源头的成本是比较大的,因为声音是不留痕迹的,很难在声音结束后去捕捉源头。例如,一些城区虽然命令禁止汽车鸣笛,但以普通的巡逻警力,根本无法控制焦虑的司机拼命对着前车按喇叭,往往只能短时期内组织一部分警力,集中整治,指望通过杀一儆百起到威慑作用,但无法长期维持。

我们应当看到,“噪音”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人为建构出来的概念,它并不具体指涉任何声音。因此,把某一类声音归为噪音予以限制或禁止,是相当程度的霸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这种 “文明的霸权” 无处不在,校正着我们的行为和趣味。在许多人看来,这种 “文明的霸权” 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会让人过得舒服。

然而,这种观念是否需要有一个限度呢?我们往往把 “文明/不文明” 与 “我者/他者” 混淆一气,用 “文明的霸权” 去推导出 “身份的霸权”,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会出现问题。在深夜里故意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干扰其他人睡眠,并不能区分 “城里人” 和 “乡下人”,只能区分 “智商正常的” 和 “智商不正常的”。走在路上用手机大声放凤凰传奇,并不能区分 “品味高的” 和 “品味差的”,只能区分 “我喜欢做的” 和 “他喜欢做的”。想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用更好的心态去认识各种声音,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声音背后的各种身份政治。

参考文献

  • Schwarz, Ori. “The Sound of Stigmatization: Sonic Habitus, Sonic Styles, and Boundary Work in an Urban Slu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 no. 1 (2015): 205-42.

 

(原文于 2017.03.07 发表在 CNPolitics.org

当文化习俗遭遇环保压力:PM2.5爆表的春节还过不过?

the spring festival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团圆是春节的主题,热闹是这主题的伴奏。过个年,要不是一家人聚在一块儿,闹闹腾腾的,好像就没年味儿了。

在人们的印象里,一桌团圆饭后,全家人围在一块儿看个春晚,放几串鞭炮,几乎是春节的固定节目。可是如今,这两项节目都遭遇了新时代的冲击。

春晚不必说,早已成为麻将局、抢红包、手机社交的背景音,而放鞭炮,也屡屡遭遇来自各方力量的阻击:前些年,部分地方政府就已经尝试全面禁放烟花炮竹,最终迫于习俗,未能持续;而近几年,由于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恐慌不断加剧,“放不放鞭炮”已从一个政府管理问题摇身一变,成为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历史起点

现下,大多数针对环境污染的研究,都集中在治理成本和政府管理的层面上。而三位中国学者叶超陈睿山陈明星(2016)发表在《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上的文章,则把焦点投向了文化习俗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上。在他们看来,文化习俗应当成为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考虑因素,而春节放鞭炮对环境的污染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他们认为,年文化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年文化有一整套较为固定的习俗,例如除夕年夜饭,初一走亲戚,初五迎财神,十五元宵节则代表着过年的结束。尽管各地会有一些习惯上的差异,但是整体过年的习俗便是如此,而且一直如此保持了上千年。

放鞭炮是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年文化的基础。根据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年”是一头住在海里的猛兽,每当辞旧迎新之时,就会出来残害牲畜,荼毒生灵,人们饱受其苦。在与“年”的搏斗中,人们逐渐发现,“年”十分害怕巨大的响声,因此,人们苦心研究,发明鞭炮作为赶走“年”的工具。因而放鞭炮也就成了人们“过年”的必要习俗。

一些史书也记载了中国古代放鞭炮的习俗和目的。南朝梁代的宗懔作有记录楚地江汉一带习俗的《荆楚岁时记》,写道:“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

数据证实

那么,过年放鞭炮究竟会给环境带来带来多大的污染?三位研究者摆出了数据干货。

放鞭炮的产生的污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产生固体垃圾,二是污染空气。固体垃圾方面,2013年,北京仅自除夕夜至大年初一上午9点所放的鞭炮,就产生了1586吨垃圾,需要9万多名清洁工同时工作才能及时清扫干净;而到初七的七天内,因燃放烟花爆竹一共产生了5505吨垃圾,参与清扫的清洁工总共超过了24万人。空气污染方面,2013年新年凌晨,车公庄的PM2.5监测浓度达到1593μg/m3,远超当年平时的平均水平75μg/m3。

除了放鞭炮,一些其他的过年习俗也会直接导致环境污染。例如,2013年大年初一涌入雍和宫的7万名香客因烧香造成周边空气内的PM2.5浓度达到700μg/m3。而该年春节的除夕至初七,全国人民烧掉了超过10万吨纸钱,产生的灰霾难以估量。

aqi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上面这组图反映的是2008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AQI)。我们可以看到,在除夕、大年初一以及十五的元宵节,涉及到放鞭炮、烧纸钱等相关文化习俗活动时,空气质量指数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升高。

不过文化习俗对环境造成的冲击已经无需体现在抽象的数字上。在经历过新年鞭炮的洗礼后,第二天老天爷就立刻报以灰霾的天气和极低的能见度。大年初一一早开车串亲戚成为了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尽管这一研究指出了年文化和过年期间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的张力,我们仍然要明确的是,环境污染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并不是只有过年期间才存在环境污染。换句话说,年文化不能完全为环境污染来背锅。相比各类工业排放造成的污染,把矛头指向年文化无异于避重就轻。

不过,该研究仍然提醒了我们,文化是值得考察的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从广义的“文化”意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造成如今社会整体污染严重的主要因素,也是出于某种“文化”而导致的“集体放任”。

两难抉择

那么,到底要不要准许过年放鞭炮?一边是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一边是居高不下的意外伤害事件和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政府在这件事上陷入两难。

根据张丽珍(2008)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政府针对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问题所提出的对策以“禁”为主;到了21世纪,随着2005年北京市颁发《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出台,在部分管控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被允许,政府的管理方式由“禁”变“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留了一些“安全空间”。张丽珍同时指出,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之前的燃放禁令并不能禁燃老百姓放鞭炮的热情,政府即便在维持禁令上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只能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因此,与其“堵”,倒不如“疏”,两生欢喜。

除了“限放”,政府还提出了“限卖”烟花爆竹的策略。目前,各大城市的烟花爆竹销售仍然是定点、定量、定渠道,政府对私自生产和销售烟花爆竹的商家采取严厉的打击。这些政策虽然可以控制市场,保证烟花爆竹的产品安全,但在实际上却导致了黑市和腐败的产生。而且,在环境治理越来越迫切的形势下,放开烟花爆竹市场愈加难以成为一个让政府可以接受的选择。

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有,但十分艰难。那就是改变文化。例如,由于意识到燃放烟花爆竹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杭州市民在2013年消费了显著低于2012年水平的烟花爆竹的总量,随之同比一起下降的还有当年的PM2.5检测值。前文提到的三位学者还收集了一些地方环保主义者的做法,作为代替传统文化习俗的参考。例如,杭州一些家庭把放鞭炮改成了踩气球,武汉归元寺推出了短信和网络祈福的服务,从而减少了香客焚香导致的污染等等。

然而,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在可见的未来内,传统文化习俗和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之间的矛盾仍然会继续。究竟谁者更为重要?不同人的心里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未来将会如何,时代会有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 Ye, C., Chen, R., & Chen, M. 2016. The impacts of Chinese Nian culture on air pollu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12, 1740-1745.
  • Zhang, L. 2008. Study on policy adjustments: Based on changing policy from “ban” to “limit” fireworks in Beijing. Asian Social Science, 4(9), 113-115.

(原文于 2017.01.26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

电影评分真的会影响大众吗?

douban聂可 / 政见观察员

于灵歌 / 政见团队成员

这两天,豆瓣从文艺青年的“精神角落”一跃登上主流媒体的舞台中央——只不过这一次,它不是以互联网公司创业典范、或大型虚拟交友类网站的形象出现,而如同一个悲剧英雄般的叛逆者。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刊文,抨击豆瓣、猫眼等电影评分网站对部分国产电影打分过低,对中国电影产业造成负面影响。该文随后被央视电影频道做了同题报道,也被人民日报客户端转发,引来大量网友的不满。仿佛当大家早就习惯了观影前参考评分、观影后掏出手机打星星时,突然有人跳出来告诉你:傻瓜,你不应该这样打分!

那么,电影评分到底是怎么影响观众的呢?社科研究告诉你,这件事其实没那么简单。

评分能影响人们的看法吗?

《中国电影报》文章的核心观点在于,豆瓣的评分实际上影响了人们对于电影的看法,进而影响人们消费电影的意愿。那么,评分真的会影响人们对电影的看法吗?

Cosley(2003)等研究者利用电影评分网站MovieLens展开了相关研究,这个网站也是以五星制来给电影评分,研究其时拥有7万名注册用户,5600部电影,以及超过7百万个评分。研究者邀请了一些用户,对他们很早以前看过的电影重新打分,或者对一部新看的电影进行打分。这些用户被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有一些在观影前能看到电影在该网站上的真实平均分,有一些看到的平均分是被研究者故意调高或者调低的,还有一些看不到任何评分。

研究发现,无论是对看过的电影重新打分,还是对新看的电影进行打分,用户都会明显受到之前看到的评分的影响。当看到低评分电影时,用户倾向于给低分;当看到的高评分时,用户倾向于给高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一部电影来说,如果用户看到的评分是被故意调低了的,他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会比看到正常评分时要低。尽管故意调高的评分也会带来更高的用户打分,但故意调低造成的低评分的意愿和广泛程度都比调高时要更强烈。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电影制作方不愿意看到低评分的原因:它会造成坍塌式的连带效应,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除了打分外,打分页面的影评也会影响其他潜在的观影者。Tsang(2009)等研究者在对香港影评的研究中发现,影评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影倾向,这种影响程度比打分还要厉害。影评和打分还会相互作用:如果两者都是正或负,其结果显而易见;如果两者相反,尤其是一个评分很高的电影下面都是负面的影评,观影者可能会放弃对这个评价体系的信任。

由此可知,无论是评分系统,还是页面上的影评,都会潜在地影响人们对影片的判断。可以理解为,最近三大国产影片在豆瓣上的低评分,会使得其他的吃瓜群众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是烂片。

大众还是专家,你会相信谁?

在这次《中国电影报》的狙击中,另一个中枪的是猫眼。这个网站将部分资深观影者和影评人对最终评分的贡献看得更重。在评价电影时,人们会更相信大众的口味,还是会更看重专业人士的点评?

Flanagin(2013)等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设计了一个模拟的电影评分网“票房之选”,上面有对最新电影的评分,并让1207名成年实验参与者随机分成两组。他们告诉其中一组,这部电影的评分来源于已经看过电影的观众;又告诉另一组,评分是来自于专业影评人。同时,研究者对评分人数的多少也做了控制。观众浏览过电影评分页面后,即通过问卷回答他们对评分结果的信赖程度。观影后,观众再相应做出自己的评分。

结果显示,评分人数越多,观众对大众评分的信赖度就越高,同时自己观影后的评分也会趋于从众。当评分量较少时,人们往往认为专家的意见比业余观众的意见更为靠谱。另外,观众也会受到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即把从别人那里接收的信息作为现实依据。在缺乏一手经验时,人们往往相信别人的想法比自己的更加正确。在电影评分过程中,对那些习惯使用社交分享工具的人而言,获得的评分信息越多,他们就越容易被带走。

换句话说,在更小众的艺术电影领域,资深影评人的意见会更有影响力。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只有资深影评人才会去看“文艺片”。相比之下,近期三大国产片都属于面向大众的影片,潜在观影者对于影片的评价更容易受到大众舆论的影响。

五星制评分系统合理吗?

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打分时是五星制,不是三星,或者十星,或者干脆百分制?人们在打星的时候,除了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还要考量影片的制作、画面、音效、演员演技等诸多因素,尤其是打分的时候心情如何也很重要,分成5个星级,够吗?

Sparling(2011)等研究者研究了不同评分系统的实用程度。除了五星制,在网络中广泛应用的还有一元制(点赞或无操作)、二元制(点赞或点灭)、滑块式评分(拖动一个水平滑块来表示喜爱程度,普遍为百分制)以及各种各样其他奇葩的模式。他们邀请了430位网民使用不同的打分方式对电影打分,并获得了12847个采样。

研究发现,设置的评价层级越多,用户评分所花费的时间也越多。比如,用滑块式评分所花的时间要比用一元制多30%。花的时间越多,用户也就越烦躁,评分反而越容易失衡。比如说,当评分系统是滑块式的时候,用户更容易打出两头的极端分数,而使用五星制则相对较为平和一些。总的来说,相比五星制,一元制和二元制显得过于极端,而滑块制显得过于繁琐,五星制成为了大多数用户认可并且喜爱的评分系统。

当然,根据上文Tsang等人的研究,如果评分系统能够辅以影评作为参考,则会显得更有效、更有说服力,因为恶意刷评的行为将会非常明显。一个靠口碑维持的网站,通过“评分+影评”的方式,更能够深化自己评价系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差评真的会影响票房吗?

如果“烂片”在评分网站上被骂,那不就没人去看了?你想多了。以电影《小时代》第一部为例,这部影片在豆瓣上收获了超过23万次的评分,评分低至4.7,有30%的人都给了最低分一颗星,但据称仍然收获了接近5亿元的票房。这些票房不完全是狂热粉丝贡献的:你身边难道没有听说电影奇烂特意去一睹真相,或是毫无想法单纯想放松一下就随便去看了的人吗?太多了。因此,就算许多人给片子差评,未必就意味着这部电影会亏。

这一点由Duan(2009)等研究者通过对美国电影票房与网上口碑的研究证实了。他们指出,打分系统与票房没有直接关系,就算有人刷分,人们也会对这些水军感到警惕,该干嘛干嘛。但是,网络口碑确实会对电影的收入产生间接的影响。如果一部影片收获了好口碑,会进而刺激到更多的人乐意去分享自己愉快的观影体验,并进一步推进它的好口碑,进入良性循环。而好口碑不仅能通过票房来变现,更能够通过广告、周边、商业合作等其他方式来变现。

此外,Basuroy(2003)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好的影评确实能够给最终的电影收入带来积极影响,而差影评带来的消极影响则更为强烈。不过,如果有明星加盟,一部电影再差,也还是有相当的票房号召力的。然而,烂片究竟是因为明星的出场费太高、使得电影压缩了其余部分的预算过低而导致烂片,还是因为片子本身就烂,而明星的加盟让烂片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大烂片——这只能交给电影从业者去解答。

评分网站该负责吗?

当烂片被打低分时,评分网站真的有“误导观众”的嫌疑吗?这就好比问,如果非诚勿扰的男嘉宾被24位女嘉宾全灭了灯,男嘉宾应该去找主持人孟非干架吗?这个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Flanagin等人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打分人数(注册用户而非水军)足够多时,电影的评分结果对于观众而言是可信的,因为它确实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同时,专业人士的意见仍然是值得参考的重要指标。但这不意味着,观众做出的评价就是被评分网站操控和误导的。相反,研究者指出,这正符合了传播中的“保障性原则”理论和“信号理论”:前者是指人们对网上信息作出判断的时候,不易被评价对象操控的线索更有保障价值;后者则是说,如果网上的信源有确定的信号——尤其是难以造假、被法律和社会规则所支持,且模仿或获取成本很大时,这些信源就更加可信。因此,一部电影上映时,不被片方操控的独立评分网站及其难以被水军克隆的活跃用户和专业影评人,正是观众做出评价的重要依据。

当然,无论是影评人还是普通观众,我们无从得知事关每个人好恶的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否真的“任性”和“恶意”。按照豆瓣CEO阿北的解释,电影评分是按照豆瓣的标准得出的,是豆瓣标准下的公正,只不过有些人不同意这是公正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谁的公正,至少要听听群众的呼声。不管是影片制作方、电影院线、广告商、明星,他们能够挣钱,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老百姓在埋单。我们且不去评价所谓大众“是不是傻”,但至少埋单的人理所应当有个出声的地方。如果花了钱还不让人说,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还不如去洗桑拿。

参考文献

  • Basuroy, S., Chatterjee, S. & Ravid, S.A. (2003). How critical are critical reviews? The boxoffice effects of film critics, star power, and budgets. Journal of Marketing, 67, 103-117.
  • Chintagunta, P.K., Gopinath, S., & Venkataraman, S. (2010). The effects of online user reviews on movie box-office performance: Accounting for sequential rollout and aggregation across local markets. Marketing Science, 2, 1-34.
  • Cosley, D. et al. (2003). Is seeing believing? How recommender interfaces affect users’ opinion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585-592
  • Duan, W., Gu, B., & Whinston, A.B. (2008). The dynamics of online word-of-mouth and product sal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ovie industry. Journal of Retailing, 84(2), 233-242.
  • Flanagin, A. J., & Metzger, M. J. (2013). Trusting expert- versus user-generated ratings online: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volume, valence, and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4), 1626-1634.
  • Sparling, E.I., & Sen, S. (2011). Rating: how difficult is it?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ACM conference on Recommender systems,149-156.
  • Tsang, A.S.L., & Prendergast, G. (2009). Is a “star” worth a thousand words? The interplay between product-review texts and rating val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43, 1269-1280.

 

(于 2016.12.29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编辑:张跃然)

乐谈|重金属音乐扩散全球,互联网是源动力吗?

TheBigBangTheory

对很多人来说,重金属音乐已经不那么 “重” 了。

尽管不是人人都能接受这种音乐类型,但生活中充斥着大量更难听的声音,相比之下,重金属音乐至少还是一种 “音乐”,并频繁地出现在音乐节、体育场和电视广告里。

在中国,音乐爱好者对铁娘子(Iron Maiden)和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名字已不再陌生,肆伍、霜冻前夜、AK47 等本土重金属乐队也都拥有大量粉丝;而超载、唐朝等老牌乐队如今则被奉为经典,他们在多年蛰伏后频繁亮相,唐朝甚至在 2014 年获得了华语金曲奖颁发的 “殿堂级乐队奖”。

这一成就在 30 年前乐队成军的时候恐怕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著名音乐文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在 1982 年就已出版,那个时候还没有对中国乐坛产生重要影响的重金属音乐一定也会榜上有名。

那么,重金属音乐是如何从一个个别地区的地下边缘文化,变成如今在全球拥有很多死忠、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流派呢?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世界范围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重金属文化从北欧、西欧、北美一些小地方,向全世界扩散开去,在各地生根发芽,这个过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

学者 Mayer 和 Timberlake(2014)通过研究重金属音乐于 1991 年至 2008 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指出重金属音乐文化的扩散与互联网的发展及个人电脑的普及程度关系紧密。

互联网东风吹响重金属音乐扩散全球的号角

一些读者可能会想:任何一种曲风的普及,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重金属音乐有何不同?

两位学者的研究出发点,便和重金属音乐的特征有关。他们认为,与很多其他类型的摇滚音乐及流行音乐相比,重金属音乐风格一直保持着大量的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特征,比如巨大的音量、高度失真的音色、故意扭曲的唱腔,尤其是大量涉及种族主义、撒旦主义、恋尸癖等非主流或者十分小众的主题,很难通过主流媒体或者主流文化机构的传播来进行扩散,结果这些乐队仍然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有的甚至在商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因此,重金属音乐的传播和其他许多更为主流的音乐类型的传播有本质区别。

为了从理论上区分这种文化扩散的模式,两位学者采用了 Rogers(1983)提出的扩散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扩散模式可以分为:中心化的(centralized)/非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经济的(economic)/政治-文化的(political-cultural)。其中,中心化的扩散模式指大型机构或中介通过自身的功能和强力迫使别人接受,非中心化则指较为平等的个体或团体自发地接受;经济的扩散模式指能够快速获得经济回报的产品或技术的扩散,政治-文化的则指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扩散。

重金属文化的扩散,显然属于非中心化的政治-文化扩散模式(decentralized political-cultural diffusion)。这种扩散模式普遍缺乏可量化的指标,在响应机制的逻辑上十分模糊,研究起来十分费劲,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愿意去接这个锅。

Mayer 和 Timberlake 的接锅方式,是指出互联网本身作为一种非中心化的技术,与重金属音乐紧密呼应。为了证明这一点,两位学者考察了著名重金属音乐网站 The Metal Archives(下称 MA)中记录的不同国家在 1991 至 2008 年里每一年所有新组的重金属乐队发行处女唱片的数量,并且通过先期的研究,认为这个数字也可以用来衡量重金属音乐在该国该年份的消费水平和普及程度。他们还采集了这些国家的人口、互联网及电脑用户数据作为对比,并控制了净收入、政治开放程度、市场开放程度、地理位置等因素。

考察了 150 多个国家的状况后,他们发现,几乎每个国家的重金属乐队每年发行首张专辑的数量,和这个国家里的互联网及电脑用户的数量,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尤其是在 1990 年以前还没有什么重金属乐队的国家里,互联网及电脑用户每增加 1%,这一年重金属乐队发行首张专辑的数量能够增加超过 5%,数字相当可观。

此外,从地域上来说,一个地方的重金属乐队先站起来,会带动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重金属乐队一块儿站起来,由先站带动后站,从而达到共同站起来。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重金属音乐是借助了互联网普及的东风,由个别地区逐渐扩散到全球,从而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门音乐类型的。他们同时认为,可以用同样的视角来考察其他相似的非主流文化类型。

这一研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一种技术革命的扩散会带动拥有相似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的扩散。这一研究似乎也说明了,正是互联网这种看上去更民主的媒介,打破了重金属音乐这种亚文化因为上不了台面而难以传播的局限,联系起各地本来相互隔绝的一个个非主流人群,并进而通过星星之火烧了整个草原。

然而,这个研究也有很多问题。首先,从研究对象来讲,两位学者在 MA 上的采样只是针对了发行实体唱片的乐队,而新时代的乐队很有可能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发实体唱片,只在网上发电子唱片,这是互联网带来的音乐行业的一个新的转变,但这个考察互联网能力的研究却没有考虑进来。这个研究也没有考虑到音乐圈就这么些人,有些新乐队的新唱片很可能是之前某个乐队解散或单飞出来的音乐人拉了其他一些熟人另开炉灶,因此这些新唱片的增量未必代表重金属文化普及的增量。

其次,重金属音乐不是一个同质化的音乐类型,黑金属、死亡金属、新金属、前卫金属、长发金属(Hair Metal)、农业重金属,各有各的独特个性,互相斗争,互相看不顺眼,全放在一块儿讨论,未必合适。此外,这个研究中缺乏对扩散接受端的考察,忽略了各地重金属爱好者的主动性,以及不同社会对多元文化不同的包容程度,这使得整个扩散过程看上去像是一种西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全球文化单方面的 “皮下注射”。

社会转型孕育大量重金属歌迷

一些更早的研究也许可以作为参考和补充。Harris(2000)用更微观的视角考察了重金属音乐在地方的接受和再生产,他重点研究了重金属音乐当中最为极端的几种音乐类型(黑金属、死亡金属等)的扩散和本土化过程,并把巴西著名的死亡金属/激流金属乐队埋葬(Sepultura)作为主要考察的对象。

Harris 提出,极端金属风格似乎更加小众,为什么以埋葬乐队为首的极端金属乐队却赢得了大量的巴西歌迷?甚至,生在巴西这个重金属进口国,埋葬乐队又是如何能够进军美国,并打入主流市场?通过对音乐的历时性分析,Harris 发现,埋葬乐队的音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84 年成军至 1995 年,乐队以主动挖掘并模仿黑市中能够听到的欧美极端金属乐队为主,用蹩脚的英文以及搞出与欧美乐队类似的动静宣告自己和国际接轨;1996 年的专辑《根》(Roots)是乐队风格的转折点,这是他们来到美国进军国际市场后,首次系统地将巴西传统音乐元素融合进自己的音乐,成为乐队最为畅销的专辑之一。尽管1997 年,乐队主唱宣布离队并组了新乐队飞魂(Soulfly),但两支乐队都把民族声音和金属音乐的融合尝试持续了下去。

通过分析埋葬乐队的案例,Harris 指出,极端金属音乐向外扩散的初期仍然是以一种粗糙的方式为主,例如埋葬以及其他巴西极端金属乐队的成员大多是通过邮寄、黑市交易的地下方式获得欧美的音乐资源,并通过单纯的模仿把这种音乐带给少数本地的音乐听众,影响力十分有限。真正让这些乐队走到台前的,还是巴西在八九十年代的开放性的经济转型后,摇滚音乐在巴西寻得了大量市场,并培育起了歌迷金主。尽管这些极端金属乐队的听众大多是比较穷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阶级,但他们数量众多,使得乐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这个时候,吸引巴西本土歌迷的实际上是这种凶猛又新鲜的音乐形式。而埋葬乐队一开始对欧美极端金属的充分模仿,摆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姿态,于是也迅速被国际乐坛注意。而他们在后期对本土音乐风格的借鉴,不仅成为了乐队身份的标识,也让极端金属音乐在发源地 “出口转内销”,在世界各地成为巴西金属音乐的代表。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唐朝乐队:乐队对中国传统音乐形式的借鉴,不仅让乐队成为了中国最出名的金属乐队之一,也成为了最出名的中国金属乐队之一。这个本土化和再出口的情形,不是简单的用互联网的普及就可以完全解释的。

社会主流价值观拥抱重金属音乐

在接受端,除了重金属乐迷,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如果一个社会整体的主流价值观拒绝重金属这样的艺术形式,重金属乐迷数量再多也没什么用。当然,这个 “社会整体的主流价值观” 很难去量化,但我们也许可以用人们是否对重金属音乐有更大程度的包容能力来衡量。

Bryson(1996)曾经考察了美国人对于重金属音乐的包容程度,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对不同类型音乐的包容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在收入和职业地位相近的情况下,学历越高,难以容忍的音乐类型越少。也就是说,即便一个高学历者和一个低学历者都不算喜欢重金属音乐,前者也会比后者持有更包容的态度。根据这个研究的逻辑,高学历的人更能够接受多元化的音乐类型,那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这个社会整体对不同音乐类型的包容性也就越强。

这个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理论上来看,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布迪厄在《区分》中持有的教育程度越高接受能力越低的看法;第二,从对本文的意义来看,研究结果说明了教育程度也是非主流文化扩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整个非主流文化的扩散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第二个意义尤为重要,因为这牵涉到自由教育的根本逻辑。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奇奇怪怪的癖好和倾向,也许谁也不比谁更高尚,但文化传统决定了一些会比另一些更吃香。实现个人的文化自由,就是在不受到也不开展道德绑架的前提下,能够自如地进行文化实践。自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人与他人沟通和理解他人的意识,因此教育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在观念上的枷锁。

尽管冲突论者和人类生存本性所导致的社会分层会一直冲击这样的自由乌托邦,但这就是自由教育的价值:一个能够包容多元价值的社会,不仅让这些非主流文化能够拿的上台面,也能让很多事情拿的上台面。在很多年前,把金属音乐作为学术讨论的对象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现在不仅可能,更是成为多元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若这样的进程能够继续保持,笔者很看好,在不久的将来,对苍老师和凤姐的研究也可以成为显学。

参考文献

Bryson, B. (1996). “Anything but heavy metal”: Symbolic exclusion and musical dislik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884-899.
Harris, K. (2000). “Roo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within the extreme metal scene. Popular Music, 19(1), 13-30.
Mayer, A. & Timberlake, J. M. (2014). “The fist in the face of god”: Heavy metal music and decentralized cultural diffus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7(1), 27-51.
Rogers, E. (1983).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于 2016.12.13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编辑:奚应红)

政见五周年|不可能的事

从2011年11月11日上线开始,政见CNPolitics成立五周年了。五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叫做社会科学科普——将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普通人,拆掉横亘在学术和普通人之间的高墙。听起来是个很美妙的主意,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里面其实含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视频导演及剪辑:林知阳

配音:马军、王菁、杜月、沈宁、于灵歌

配乐:聂可

文案:方可成

统筹:张跃然

 

不可能的事

作者:方可成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3609139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2011年11月11日上线开始,政见CNPolitics成立五周年了。五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社会科学科普——将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普通人,拆掉横亘在学术和普通人之间的高墙。听起来是个很美妙的主意,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里面其实含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学术之所以是学术,就是因为它超出了普通大众的思考范围,由一小群学术共同体成员建立了理论体系。所以,学术界内部通行的是同行评议,而非读者评议。它默认的前提是:只有同行才具备理解和评价的能力。

而科普之所以是科普,就是要让内容走出学者的小圈子,被普通人理解。任何科普,都意味着对科学的简化。我们面临的选择是:究竟简化哪些,保留哪些?

大部分时候,我们保留的是一篇研究论文的结论,简化甚至省略的是方法、数据和分析过程,连篇累牍的过往文献综述也往往被直接略过。但是,我们也知道:抽离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创新,仅仅谈论结论,不仅很可能埋没一则研究的出色之处,也会让读者产生疑问:这个结论看起来就是常识啊,好像并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增量?或者,这个结论确实很出乎意料,可是是怎样得出的呢,好像没有解释清楚呀?

如果我们谈论理论和方法,又会引发一连串难以解决的问题。学术界的理论脉络,在圈内人看来是常识,是共同享有的知识基础,但普通大众对此一无所知。为了介绍一篇论文,我们难道需要将一整条理论脉络梳理介绍一遍?那可以写一本书了。同样,研究方法涉及到学术界熟悉的很多术语,但普通读者同样不了解。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回归分析”大概是研究方法中最常见的一种了,在学术界的对话中根本无需解释,可是如果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写了“回归”两个字,普通读者大概不明白它指的是北回归线还是香港回归。

就是这样,每一篇文章,我们都在一个个具体的矛盾当中挣扎。我们力图从学术研究成果中挖掘出最好的思想资源呈献给普通大众,但这件事情的内在矛盾让我们可能永远无法100%企及目标。

一方面,我们很难挖掘和传递学术研究中真正最优秀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很难真正抵达最广泛的受众。做了五年时间,我们发现自己的受众群依然是以老师、学生、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在“接地气”方面做得并不尽如人意。

五年来,我们不仅一直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是用不可能的方法做这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几十名成员全部都是志愿者,大家分散在世界各地,都在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义务付出。志愿团队并不少见,我本人也在其他志愿团队做过,但是能坚持五年时间的志愿团队,确实不多。

我们并非没有设想过将团队进行正规化的改造,但我们面临的又是一个个矛盾和悖论。按照我们的愿景和定位,成为非营利组织是最适合的方向,然而我们在现行规章制度下无法注册。同样,按照我们的愿景和定位,我们最合适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基金会或个人捐赠,但国内基金会并不愿意触及名字中带有“政”的团队,国外基金会的资金我们断然不敢接触,个人的捐赠“打赏”又过于微薄。

所以,五年过去,我们依然在非正式、零成本地运转,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团队五周年生日的时候,理应写一些更加积极向上、更有“正能量”的内容。不过,我觉得: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以不可能的方式,做了五年,并且还将继续做下去,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正能量了。

(详见政见五周年专题

乐谈|迪伦获奖,不为歌词,而为歌曲

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着实让人意外。过去他获得提名,人们觉得他的地位受到了 “严肃世界” 的认可;但当他真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又让人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要了解迪伦为什么获奖,应当先考察一下他唱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看看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获文学奖。

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着实让人意外。1996 年和 2006 年,迪伦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们觉得他的地位受到了 “严肃世界” 的认可;但当他真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又让人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确实,如果我们想去书店找找迪伦写过些什么能和福克纳、海明威、托马斯 · 曼媲美的文字,我们可能连他的书在哪儿都找不到。或者,退而求其次,去听听他的歌?如果你对他一无所知,很可能你会觉得这奖是用来讽刺他唱歌有多么难听。

迪伦获奖的理由是 “为美国歌曲传统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这是个什么鬼?要了解迪伦为什么获奖,应当先考察一下他唱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看看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获文学奖。

由外而内: 政治到个体的主题变化

正如许多报道和研究所描述的,鲍勃 · 迪伦的歌词对研究 60 年代美国民谣复兴、流行文化,以及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甚至整个当代美国历史,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事实上,他的歌词文本很早就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 (例如 R. R. Cole,1971;G. Burns,1983),而对他歌词的文本分析仍然在不断进行中。

Czechowski,Miranda 以及 Sylvestre (2016) 三位学者在最新的研究中,对鲍勃迪伦的歌词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考察。他们的研究包含了迪伦自 1962 年的同名专辑到 2012 年的专辑 《Tempest》 中所有他独立创作的 241 首歌的歌词,通过量化和质化两种研究方式,考察迪伦歌词中的主题、人称、时态、情绪、社会、宗教等方面的措辞以及这些创作手法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他们的量化研究乃是通过电脑软件,将迪伦在歌词中使用的标志性的单词归类。例如,nice,sweet,love 是表示正面情绪的词,hate,sad,cruel 是表示负面情绪的词;I,myself,mine 是表示个体性的词,we,us,our 是表示集体性的词;等等。通过考察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随着迪伦年龄的增长,他的歌词中出现的社会性主题 (朋友、家人、社会组织) 越来越少,情绪变得更负面、更复杂,宗教元素也变得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个体性方面的词语在他创作 1992 – 2001 这一段创作时期变得尤为突出。根据 Whissell (2008) 的分类,这一段创作时期属于迪伦自 1962 – 1973 关注社会议题的第一段时期、1974 – 1991 平和且诗意的第二段时期后,潜入个人内心世界、放纵个体想象力的第三段时期。

由于量化研究方法无法关注作为整体语句的歌词,也忽视了歌词创作的历史背景,三位研究者还做了质化研究作为补充。质化研究采用编码的方式,对迪伦歌词中体现出的各类元素进行人为归类。总得来说,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论基本吻合,并且还指出,随着迪伦年龄的增长,他对爱情主题的强调持续上升,到 2001 年达到顶峰,但在之后有明显下降,伴随这一变化的还有对个体性关注的下降。此外,迪伦对劳工、民权以及政治压迫的关注属于 “出道即巅峰”,之后便持续下降,到了 2012 年左右甚至完全不涉猎。相反,他的歌里越来越多出现对个体化的艰难困苦的描述。

三位学者归纳了两种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迪伦的歌词中,体现出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人的复杂情感上来。事实上,他的歌词中体现出他最关心的议题分别个体的困苦挣扎、爱情以及宗教,而不是政治。

这个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迪伦获奖有一定的意义。和许多人理解的迪伦不同,迪伦不完全是个实质意义上的 “抗议歌手”,他的创作主题也不全以抗议为重心。这是他和 “民谣女王”、前女友 Joan Baez 的本质区别。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作为一个抗议歌手、抗议诗人,或者是因为他歌词中的政治性。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肯定不是迪伦本人认可的原因。

由词而歌: 歌曲整体作为评价标准

当然,上述研究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从微观上讲,这样的研究很难挖掘出语言修辞的意义,而这是文学性最重要的体现之一;从宏观上讲,这样的研究对所有歌曲一视同仁,忽视了歌曲的流行与否,也就忽略了历史背景。

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没有强调迪伦的音乐。虽然从声乐上来说迪伦唱得也不怎么好听,而且这本身就不是研究的主题,但任何的音乐研究中,把歌词单独剥离出来解析,都是很成问题的。本文不对迪伦歌词的文学性做过多评价和分析,但是很难想象迪伦在纽波特音乐节上不带音乐地大声朗诵自己的歌词,也很难想象台下观众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集体大声附和 “like a rolling stone”。所以,把音乐歌词和诗歌混为一谈并不是个好主意。诺奖的评价“为美国歌曲传统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实际上就强调了这一层意思:我们是颁给歌曲,而不是颁给歌词。而论歌曲,迪伦则已到了不是针对谁的地位,这是音乐界的基本共识。

不可否认,诗与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诗歌对于扬抑格律的强调和歌曲中的强弱节奏有着直接的呼应。历史上也不乏由诗而歌的精品,乐府诗歌、宋词元曲,贝多芬与席勒,勃拉姆斯与荷尔德林,不胜枚举。

但是,一个音乐人的创作,不会把音乐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在一个音乐作品里,音乐特征和歌词之间应当是有逻辑地联系的。例如,Kubrin(2005) 考察了 400 首打榜的美国说唱歌曲,指出说唱歌曲编曲中的强烈节奏和冲击性音乐元素 “为听众接受暴力创造了一个心理环境”。

对于迪伦来说,他对于音乐的选择和他在歌词中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是息息相关的。举迪伦最出名的几首歌为例。以民谣风格编曲的 《Blowin’ in the wind》 的歌词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反战情绪,而 50 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民谣复兴运动则是相关政治抗议的先锋。这首歌先是由 Peter, Paul & Mary 在 1963 年推出,并且在 8 月的华盛顿集会上唱红,是当时典型的民谣音乐的曲风,做派也是民谣音乐人的做派。然而,1965 年推出的 《Like A Rolling Stone》 讲述的 60 年代美国人的精神危机,则已经超越了政治的范畴。迪伦在这首歌以及 《Highway 61 Revisited》 这张专辑里操起了电声吉他,唱法也开始向当时流行的摇滚乐借鉴,这是音乐和歌词整体性背弃当时的 “民谣” 的体现。此外,他的另一首名曲 《Mr. Tambourine Man》在本人的专辑里以原声吉他版本推出,但真正走红要归功于 The Byrds 同年发行的电声乐队版本。这首歌歌词里体现的某种幻象与当时摇滚乐逐渐向迷幻摇滚的演变不谋而合,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首歌的电声乐队版本在当时更走红。

事实上,迪伦对于音乐运用上的变化和他在歌词意象上的变化是有很强的关联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60 年代之后他就不再碰政治题材,例如 《Knockin’ on heaven’s door》,就是发表在 70 年代。然而,我们开始听到迪伦音乐当中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如果你听听他 21 世纪之后的声音,甚至能听到他在叮砰巷、摇摆乐、布鲁斯等等各种类型的音乐元素里,唱着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说,迪伦不是非得是一个民谣歌手,唱着诗意语言的左派歌曲。事实上,他站得更高一点。

所以看上去,诺贝尔奖也想站得更高一点,超越 “文学” 的狭义范畴,只要带字儿的,都算在评奖范围内。而做具体考察的时候,是把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反正,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做了。

由盛而衰: 诺贝尔奖的浪漫预言

那么,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迪伦究竟合不合适呢?迪伦获奖的消息一出,不满的声音最先炸锅。有人替阿多尼斯、村上春树、恩古吉瓦提安哥鸣不平,觉得他们输给了一个甚至不是以文学为职业的人;还有人觉得迪伦要是能得奖,歌词更有诗意的 Leonard Cohen、Joni Mitchell 或者 Nick Drake 更应该得奖;作家 Jodi Picoult 更实在,她开始考虑自己得格莱美奖的事情了。

然而,任何争论都改变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给迪伦的事实。我们应该想的是诺贝尔奖为什么要颁给他,而不是他有没有资格,毕竟他已经获得了这个资格。

在音乐界,迪伦的意义难以估量,Wilentz (2010) 评价他改变了世界音乐的格局,这个评价也并不过分。西方六七十年代以降的流行音乐从迪伦那里吸收了多少养分,难以赘述。因此,他本人在流行音乐界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重要的是看到诺贝尔文学奖转向了迪伦这一事实。有些人评价,诺贝尔奖的这一转向是 “媚俗”,但今天浸泡在文化垃圾里的我们,不知道是站在什么立场去评价迪伦的 “俗”。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迪伦很俗,而诺贝尔奖做了一件很俗的事情,那我们和红卫兵就没什么差别。

诺贝尔奖的这个转向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浪漫主义的事情。迪伦在六十年代参与并主导的民谣复兴,实际上是美国人对自己的追根溯源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开始衰退的阶段。人们在努力赚钱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往自己身上消费。五十年代末,美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面对增长过后的通胀、越战、公民权益的危机,民谣复兴运动带领美国人重新寻找自己的存在。所谓民谣复兴,是对三四十年代第一次民谣浪潮的回溯,而那次民谣浪潮兴起的历史背景,则是 30 年代得大萧条。19 世纪西欧诸国的浪漫派运动,也多与经济快速发展后的衰退有所关联。人们渴求摆脱物质禁锢所带来的精神危机,通过返璞归真的寻根行动来把握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说,迪伦的这次获奖,更像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大环境下,诺贝尔奖对浪漫主义回归的一次预言。

考虑到中国的整体环境,这次预言有希望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文艺青年们。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饥渴已经到了饮鸩止渴的程度,而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支持和刺激并不是心血来潮。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迎来和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类似的精神危机,朝阳群众斩获的一个又一个文艺青年不只是文艺界的现象,更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许有人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中国的鲍勃·迪伦;也许更多人会乐意继续吸食精神鸦片,直到渴死。

迪伦的获奖,对我们终究是件好事,可以让更多人看看学学,当老美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没听过迪伦的人,也许就会听上那么一两首;听过迪伦名曲的人,也许会去找找他的其他专辑;听过许多迪伦专辑的,能去接着听听 Woody Guthrie,Pete Seeger,Josh White,Joan Baez,也不错。如果他的获奖,换来的只是有没有资格、谁更牛逼之类排他目的的政治性讨论,简直是浪费。怪不得迪伦老哥老早就不说政治了,没劲。

参考文献

  • Burns, G. (1983). Trends in lyrics in the annual top twenty so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3–1972. Popular Music & Society, 9(1), 25-39.
  • Cole, R. R. (1971). Top Songs in the Sixti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opular Lyrics”.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4(3), 389.
  • Czechowski, K., Miranda, D., & Sylvestre, J. (2016). Like a rolling stone: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o linguistic analysis of Bob Dylan’s lyrics.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10(1), 99.
  • Kubrin, C. E. (2005). Gangstas, thugs, and hustlas: Identity and the code of the street in rap music. Social problems, 52(3), 360-378.
  • Whissell, C. (2008). Emotional fluctuations in Bob Dylan’s lyrics measured by the Dictionary of Affect accompany events and phases in his life.Psychological reports, 102(2), 469-483.
  • Wilentz, S. (2010). Bob Dylan in America.New York: Doubleday.

 

(于 2016.10.14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

政大综艺|大学扩招,让“寒门出贵子”变容易了吗?

摘要
随着大学的扩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踏进了大学校门。曾经,大学曾是许多农村学子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如今,农村学生还能通过考上大学而 “鲤鱼跃龙门” 吗?戳下面的视频,了解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吧!

策划、制作:林知阳、余莉

字幕:王靖雯

配乐:聂可

(于 2016.09.19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