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谈|组合还是单飞,这是一个问题

音乐奇才王子(Prince)

聂可 / 政见特约观察员 作为与迈克尔•杰克逊一样的划时代巨星,音乐奇才王子(Prince)不久前的逝世再次震动乐坛,引发男女老少又一轮山呼海啸般的怀念。今年尚未过半,已有多位乐坛重要人物离我们远去。继大卫•鲍依的“五年”(Five Years)和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之后,单曲“紫雨”(Purple Rain)成为唱片店里循环的又一哀乐,令人叹惋。

解散:王子与其乐队的命运

1984年,王子发表专辑“Purple Rain”。这张销量超1500万张的专辑,在排行榜冠军一待就是24周,成为王子音乐生涯的里程碑之一。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不是以王子的个人名义发表的,其艺术家全称为“王子与革命乐队”(Prince and the Revolution)。

Purple Rain封面

这种以“某某与某乐队”作为艺术家称呼的方式并不少见,著名的如戴安娜与至高无上组合(Diana Ross & the Supremes)、斯莱与斯通家族乐队(Sly & the Family Stone)、弗兰克•扎帕与创造之源乐队(Frank Zappa & Mothers of Invention)以及巴主席与云母逼乐队(Chairman Ba & Yumbi)。一般来说,前者是后者的领军人物或话题性人物,两者之间有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王子与革命乐队”同样如此。“革命乐队”是王子出道不久后于1982年发起并组建的一支乐队,他在乐队中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手,并以“王子与革命乐队”的名义录制了1982年至1986年的几张专辑。在其1982年发表的专辑“1999”的唱片内页里,我们能发现“革命乐队”的名字。而在随后的“紫雨”、“一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游行”(Parade)三张专辑的封面上,也都有“王子与革命乐队”的名字。自1987年发表专辑“Sign ‘o’ the times”起,王子正式与“革命乐队”分道扬镳。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封面

王子当初为什么要组建这个乐队,并以“王子与革命乐队”发表专辑?后来又为什么要单飞,以个人名义发表作品? 简单梳理“革命乐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王子在1978年发表第一张专辑“为你”(For You)后就组建了“革命乐队”的前身“反抗者乐队”(The Rebels)。本来王子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玩儿票的旁支音乐计划,但随着巡演提上日程,他需要一个固定的乐队来支持巡演,于是便有了成员基本来自“反抗者乐队”的“革命乐队”。为了向偶像斯莱•斯通和其“斯莱与斯通家族乐队”致敬,王子也开始以“王子与革命乐队”的名义发表专辑。 随着王子的名气越来越大,乐队成员越来越多,成员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大。1986年,乐队正式解散,王子单飞。除了成员之间音乐品味的矛盾外,造成乐队瓦解的最重要原因便是钱。贝斯手布朗•马克(Brown Mark)离开乐队的导火索,便是王子没有支付给他曾经答应过的大笔薪酬。2000年左右,“革命乐队”本有机会重组,但却因为王子不愿为吉他手温蒂•梅尔文以及键盘手丽莎•科尔曼(Lisa Coleman)支付路费而告吹。

收入分配:乐队中存在的永恒问题

在一支乐队里,乐手们如何分配经济收入,是一支乐队能否长久生存的头等大事。一个关键问题是,乐队成员应当按劳分配吗?如果按劳分配,如何衡量每个人对乐队的贡献呢?一个贝斯手对于乐队的贡献,是否等同于吉他手?他们是否应当平分所有报酬? 在一支乐队中,每位成员的身份、地位和功能都有很大差别。从功能上说,主唱掌握着乐队外宣,而吉他手往往是乐队的主要创作人,因此乐队的主心骨更多是主唱或吉他手。相比之下,贝斯手、鼓手的地位常常会显得尴尬:如果说主唱和吉他手是建筑设计师,那么贝斯手和鼓手似乎只是打地基的民工。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但无论乐队以哪位乐手为核心,都必然会出现贡献大小的问题。乐队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成员贡献都差不多,平均分配那少得可怜的收入也问题不大。但当乐队依靠其中某个人的才华或能力一举成名之后,成员之间关于贡献的争论和嫌隙也必将随之而来。平心而论,披头士四人组里,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应该平分收入吗? Phillips(2014)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乐队成员是否选择单飞进行了一翻考察。通过对上世纪60年代及2000年至2010年打入“公告牌”(Billboard)流行排行榜单的乐队及个人进行分析,Phillips发现,在1965年,拥有上榜歌曲的352位/组艺人中,有146支是乐队,其中64支乐队有成员单飞,71支出现过成员变动,108支最终解散,乐队平均存在时间为5年。而在2005年,拥有上榜歌曲的的324位/组艺人中,只有82支是乐队,近一半的乐队有成员单飞,46支出现过成员变动,25支最终解散,但乐队平均存在时间达到8年。 此外,在拥有上榜歌曲的乐队中,乐队成员的出走并不一定带来整支乐队的解散;相反,这样的乐队活得更长久。在60年代,这种乐队的平均存活年数为11年,而单飞艺人的单飞生涯往往只能持续8年左右。而在2000年以后,有人员变动的乐队平均生存时间超过了10年,而单飞艺人的单飞生涯平均只超过3年。无论从职业生涯还是收入上来讲,单飞都面临着很大风险。因此,无论在哪个年代,从一个成功的组合单飞似乎是都需要仔细的权衡。

单飞:想说爱你不容易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50年代的巨星巴迪•霍利(Buddy Holly)。他在早期组建了著名的蟋蟀乐队(The Crickets),并与迪卡(Decca)公司旗下的布伦瑞克公司(Brunswick)签订了唱片合约。然而,霍利本人是如此出众,以致于他在乐队中的地位要远超其他成员。因此,在他的经纪人诺曼•佩蒂(Norman Petty)的引导下,霍利同时以个人名义与迪卡旗下的另一家公司珊瑚唱片(Coral Records)签约。据称,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扩大销路:电台DJ可能不会愿意连续播放同一个艺术家的两首歌,此举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当然,这建立在霍利本人拥有巨大才能的前提下。 即便如此,由于蟋蟀乐队这个名号本身拥有巨大影响力,霍利并不愿意完全从蟋蟀乐队中脱离出来。经过协商,无论是以个人名义录制还是以蟋蟀乐队的名义录制,霍利的收入都占到总收入的65%;对于巡演收入,霍利则与乐队成员平分。在他看来,这有益于他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利和乐队的这种分配方式,受制于那个年代听众对乐队的忠诚以及唱片公司的强势。而新世纪的音乐人似乎更独立和灵活,从乐队中单飞、以个人名义做音乐似乎成了目前趋势。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自己完成专辑制作的能力越来越强,唱片公司的地位逐渐下降,全能音乐人掌握着更多话语权。 2000年后,个人之间的灵活合作成了一种重要模式。在2005年进入榜单的142首由单飞音乐人发表的曲目中,有126首是音乐人之间合作的作品,只有16首是纯个人发表的作品。 然而,单飞艺人要与一个乐团的招牌抗衡,需要极强的音乐能力和足够好的运气。尽管保罗•麦卡特尼的单飞生涯是披头士四位中最成功的,但他所取得的商业成就仍然难以与在披头士时相提并论。而一些五六十年代获得成功的乐团至今仍然还在巡演,例如诱惑组合(The Temptations)、航海船组合(The Coasters)。尽管组合成员已经几经变动,但其招牌和影响力犹存。 很现实的是,收入是这些靠音乐吃饭的艺人们重要的衡量指标。如何最大化自己的能力,把它们变现,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音乐人们是否要离开乐队单飞。越是出众的音乐人,越能规避单飞的风险,例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杰克逊与王子。尤其是杰克逊,在从杰克逊五人组(Jackson 5)单飞后,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尽管王子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单飞艺人(因为“革命乐队”从未正式以单独的乐队名义发表过作品),但他与“革命乐队”的分道扬镳,仍然彻底释放了其古灵精怪的音乐才能。 对一个乐队来说,组合还是单飞,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 Phillips, R. J., & Strachan, I. C. (2014).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The resilience of the rock group as an organizational form for creating music.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46.
  • Nilsen P. (2003). Dance music sex romance: Prince: The first decade. London: SAP Publishing.

(于 2016.05.15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

乐谈|什么亚克西?——春晚歌曲背后的地缘政治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聂可 政见特约作者

2010年虎年春晚,一首带有典型维吾尔族风格的歌曲《党的政策亚克西》点燃荧屏,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旋律迅速被舆论消化,成为新时代“神曲宣传”的一个经典案例。“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党的政策亚克西。”这首“神曲”所带有的强烈信号,不言而喻。

又值辞旧迎新之际,央视猴年春晚即将到来。然而,这场猴年春晚的“猴味儿”似乎并不浓厚,并集中化约为对吉祥物“康康”(又名猴腮雷)的吐槽和对六小龄童缺席的不满。在此前曝光的央视猴年春晚节目单中,倒是胡歌和许茹芸这两位海峡两岸同天生日的明星合唱《相亲相爱一家人》引起了关注。尽管悬念未晓,但毋庸置疑的是,央视这台猴年春晚的主题显然跟“猴”无关。当然,也从来都跟生肖无关。

央视春晚承载了太多的“意义”,歌曲也不例外。2015年,刘晨、安宁、朱竑三位华人学者通过解读1983年至2013年这30年间春晚歌曲,提出他们对“意义”的看法:他们认为,春晚歌曲从歌词和表现形式出发,对中国在海内外的地缘战略进行宣传,强化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新世界格局中和谐秩序的倡导者角色。

对内“夸家乡”:做好地域上的平均主义

三位学者主要从对内形象和对外形象两个方面来考察央视春晚的流行歌曲。他们提出,从对内形象的塑造上看,维护国家统一、维持民族团结是歌曲在内容和编排上希望达到的效果。

在官方叙事中,中国地大物博,地域文化多样而丰富。然而,相对来说,内陆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且远离政治、经济中心;汉族人占总人口的92%,远远高于其他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的总和。无论从地域还是民族上看,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不均衡的现象,如何做好平衡,化解不均衡所带来的矛盾就成为了宣传上需要考虑的重点。

三位学者认为,春晚歌曲所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地域上的平均主义。1991年央视羊年春晚,一组13首歌曲组成的《夸家乡》,用各个地方特色风格的歌曲,里外夸了个遍。这13首包括:山西的《夸山西》、广西的《刘三姐》、山东的《夸山东》、四川的《黄杨扁担》、江浙的《江南好》、黑龙江的《鄂伦春小唱》、安徽的《凤阳花鼓》、新疆的《新疆是个好地方》、台湾的《节日夜晚》、西藏的《逛新城》、湖南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和内蒙的《草原晨曲》。而最后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演唱的周皓和牛群干脆在歌词里把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广东、福建、天津和北京也都夸了一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按照省份来夸人的办法,实际上也强化了行政区划意识,让人们将对本土的感情按照省份来投射。

视频《夸家乡》,亮点很多,自寻

然而,这种平均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三位学者认为,春晚歌曲对5个民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有着特别的关注。出于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考虑,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对于大陆地区的少数民族,春晚歌曲所采取的策略由两种:一方面,形式上慢慢从80年代汉族歌手用汉语演绎民歌,到民族元素逐渐占据主角,再到新世纪以后所谓“原生态”民族音乐成为热门,慢慢加强少数民族元素的比重和戏份;另一方面,内容上以歌颂政府的民族政策为核心。例如,2005年唱响的《天路》便是歌颂了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过“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等内容表示对这一项目的拥戴。本文开头提到的《党的政策亚克西》也属于类似的案例。

对于港澳台地区,央视春晚则试图通过歌曲传达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认同,从而增强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区在身份认同上的联系。三位学者发现,自1984年第二届央视春晚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每年都至少有一首与香港有关的歌曲登台,例如《我的中国心》(1984年)、《故乡情》(1985年、1988年)和《长城长江万里长》(1985年),他们大多表达了香港人民对于祖国的认同。1999年澳门回归时唱响的《七子之歌》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至于台湾,央视春晚团队更倾向于邀请台湾地区的华语歌手演唱“中国风”曲目,例如周杰伦唱《青花瓷》(2008年)和王力宏唱《十二生肖》(2013年),用以强调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根源。

对外唱和谐:“天下一家”的倡导者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也越迈越快,在央视春晚中的外国元素也逐渐增多。1989年的央视春晚一口气上了7首外文歌曲,分别取自于苏联、印度、南斯拉夫、朝鲜、美国、日本等国外的电影,并取得了很好的口碑,但这些歌曲都是由中国歌手演绎的。此后,为了使演绎更加“原汁原味”,央视春晚还会专门请外国人来演唱外国歌曲,例如2013年请来席琳·迪翁演唱了《My Heart Will Go On》。

与此同时,央视春晚还越来越多地邀请外国人前来演绎中文歌曲。比如迪翁在唱完了上述那首经典歌曲后,还与宋祖英合唱了中国民歌《茉莉花》。在此之前,2004年央视春晚,新加坡歌手阿杜曾与赵薇联手演唱过《温暖》;2007年央视春晚,韩红和尼日利亚小伙儿郝歌合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三位学者认为,通过这样的演绎方式,歌曲传达出了“天下一家”的讯息,一方面展示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后,外国人更愿意亲近和学习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对“和谐”的倡导。

三位学者还指出,中国有意以“和谐”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社会秩序中去,并力图通过向世界传达“和谐”的内涵来调整这一秩序。“和谐”社会的构想最早来自于孔子,而传播“和谐”意义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便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我们会发现,春晚上出现的外国面孔往往是孔子学院出品。这在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春晚歌曲力图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来自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关注度受挑战,春晚歌曲如何逆袭?

尽管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但随着网络的发达,娱乐手段的丰富,部分地方台市场化转型的成功,央视春晚的地位受到了不小的挑战,甚至在舆论场中早已不是合家团圆的“必需品”。由于缺乏令人关注的作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众表露出“不看春晚”的意愿。不过,根据近几年央视发布的数据,全国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接近8亿人)通过电视或网络收看了春晚。无论如何,就目前来看,央视春晚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大多数春晚歌曲逐渐沦为晚会中的“鸡肋”,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在春晚刚开办的年岁里,春晚歌曲是晚会关注的重点,《我的中国心》《冬天里的一把火》《爱的奉献》等等一批经典歌曲,都是从春晚开始唱红。新世纪以来,尽管也有《天路》《吉祥三宝》《传奇》《时间都去哪了》等等歌曲通过春晚更加走红,但总体上,人们对于春晚更大的期待则是语言类节目,对于笑的需求更多于美的需求,一些歌曲的播出对于观众来讲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缓解内急、洗澡刷牙或是出去放炮。随着春晚小品相声愈加频繁地使用网络烂梗作为包袱,春晚在许多人,尤其是网民的眼中更加失去了分量。

春晚歌曲的尴尬局面与春晚本身的性质不无关系。在如今的春晚,恐怕很难再看到哪位歌手穿件粉色的高领毛衣就能引吭高歌。它早已不是一个气氛轻松随意的“聚会”场合,华丽的舞美和造型、承载愈发沉重的意义将它和普通人的生活拉得越来越远。因此,春晚歌曲早已只是形式,“能够上春晚舞台”本身就成了最大的意义,它意味着有机会在几亿人的面前去展示想要展示的内容。

当然,歌曲本身的特性也让它的地位变得愈加尴尬。相比语言类节目,它没有情节,并且副歌这样的段落会不断重复,因此人们不需要在上面投入太多的注意力,可以在听音乐的同时做很多事情。相反,如果你落下了小品的一个段落,很有可能就不知道后面在说什么了。这种不专注的聆听方式会使得歌曲创作愈发放松对自身的要求。

有什么方法能抓住观众的耳朵吗?有,那就是“神曲”。春晚上出现的《忐忑》《十二生肖》《爱我你就抱抱我》等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神曲”依靠简单的内容、大量的重复、突破性的解构思维,往往能够博得眼球。然而,这样的歌曲之所以能够博得眼球,正来自于自身特点(歌词/旋律/配器)的可娱乐性。即便一首歌曲想要传达的内容并不娱乐,但“神曲”也会瓦解掉歌曲的原本意义。用这种办法来传达政治理念,只能说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因此,春晚并不会轻易尝试用“神曲”来传达政治理念,“神曲”只能是餐后的一份甜点;而绝大多数的歌曲仍需要继续服务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

本文提及的音乐,我们已经制作成一份虾米歌单,欢迎收听。

参考文献

  • Liu, C., An, N., & Zhu, H. (2015). A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popular songs in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1983-2013. Geopolitics, 20(3), 606-625.

(于 2016.02.07 发表在 政见CNPolitics.org

乐谈|音乐圈生存法则:为何台上总是老面孔?什么人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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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Lambert Wolterbeek Muller@flickr

特约作者:聂可

如果你喜欢看电视,关注时下火热的音乐类节目《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中国之星》等等,应当不难发现:台上出现的往往是孙楠、胡彦斌、袁娅维等相同的面孔。如果你再细心一点,会发现连舞台深处的乐手都是相似的人马:吉他手梁翘柏、键盘手刘卓、鼓手刘效松 ……这些人不仅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上,还是各路明星演唱会上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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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手刘效松在电影《音乐的秘密》出镜。视频截图

难道乐坛上就这么些乐手,再无他人了吗?为什么总是他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

创造音乐首先是一门技术活。然而,并不是玩儿熟了一样乐器,就一定能够找到一份期待中的工作。什么样的乐手,能够获得更多这样的商业机会,进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什么样的乐手,又能够获得更好的声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乐手的社会学分析还较为匮乏。而美国音乐社会学家的一些研究,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参考。美国学者发现,在乐手市场中,存在严重的机会不均等问题。此外,一名乐手涉猎的风格越多,就越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声誉也越高;而如果乐手会的乐器越多,反而越难得到工作机会。

音乐行业的“金字塔”和“抱团”现象

在自由竞争的音乐行业里,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爬到金字塔的塔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正处于成熟的发展时期。在一项针对1964年至1976年好莱坞电影原声音乐的研究中, Faulkner指出,这13年共有电影配乐作品 1355部,参与到电影配乐中的作曲家一共有442位,但其中9%的作曲家承接了近一半的作品创作工作,而有57%的作曲家只获得了一次配乐的机会。这组数据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为什么人们经常只能在一些爆红的节目上看到相同的面孔。

在针对爵士乐乐手的考察中, BerlinerDempsey等学者发现,爵士乐乐手更容易通过非正式的私下推荐来获得职位,而不是通过公开的技术选拔。毫无疑问,一个有身份、有声誉的老乐手,或者是已经合作惯了的乐手推荐的人,自然会让雇主减少了很多找人的时间和物资成本,而他们和推荐者之间熟悉的关系也会保证阵容的稳定。好比说,和梁翘柏搭班《我是歌手》的核心乐手有不少和他一样来自香港,例如吉他手黄仲贤、贝斯手单立文,这不能说是一个巧合。所以,“抱团”的事情到哪里都有。

什么影响了乐手的工作机会?

在个体层面,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乐手们找到工作,获得收入,赢得声望?

首先是工作地点。PinheiroDowd就这一问题对美国的爵士乐手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采用了哥伦比亚大学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 RCAC)对新奥尔良、纽约以及旧金山的900位研究对象的调查作为研究样本。选择这三个地点,是因为它们都有着浓厚的爵士乐氛围,具有代表性。

通过数据分析,他们发现,新奥尔良和纽约的乐手比旧金山挣得更多,也更有声望。这不难理解,因为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诞生地,纽约则拥有全美最庞大的爵士乐乐手群体和音乐产业,相比之下,旧金山虽然坐拥全美历史最悠久的蒙特雷爵士音乐节(位于旧金山以南不到200公里),但群体和产业规模较小。这说明,在音乐圈里也有明显的集聚效应。我们也许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音乐人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

其次,研究还指出,男乐手也比女乐手挣得更多。这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显然不是个让人愉快的消息。令人意外的是,种族对于爵士乐手的收入并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 Grazian在对芝加哥布鲁斯乐酒吧的参与式研究中发现,雇主更倾向于雇佣黑人乐手,因为布鲁斯乐诞生于黑人文化,使用黑人乐手能够给人一种“回归传统 ”的感觉。同样来源于黑人文化的爵士乐也有类似的现象。

研究还印证了布迪厄的理论:如果乐手成长于良好艺术氛围的家庭,年少时曾获得过较为系统的音乐教育,他们日后的经济收入也会更高。

不过,出乎意料的事,数据分析表明,受过高等专业科班教育的爵士乐手收入反而比不上“野路子”的乐手。也许是因为爵士乐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自由特质,而正规的学院教育有可能会消磨灵性。

同样的,在中国,也有不少流行音乐人出身艺术世家。崔健的父亲吹小号,母亲是舞蹈演员;1994年香港红磡,大家知道了何勇有一个专业三弦演奏家父亲何玉生。但是由于新中国较为特殊的历史,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流行音乐在六七十年代出现断档,现在这批国内音乐人和乐手大多出道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成名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明显。不过,他们的下一辈却开始渐渐显露头角,比如窦唯和王菲的女儿窦靖童。

视频:1994年香港红磡何勇唱响的《钟鼓楼》,上来弹三弦那位就是他爸何玉生

高收入、高声望的乐手有什么特质?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音乐风格,那么多种乐器,有的乐手“不挑食”,有的则“术业有专攻”。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收入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Pinheiro和Dowd两位学者仔细研究了音乐品味的“杂食性”和掌握乐器的“多样性”对收入和声望的影响。

研究发现,一位乐手喜欢的音乐品味越多样,涉猎的音乐风格越多,收入也就越高,获得的声誉也越高。但是,如果一位乐手会的乐器越多,反而会影响他的收入,也影响他的声誉。两位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雇主在选择乐手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尽可能快速地找到符合他需求的乐手,只会对乐手的单一技能进行考察和筛选,而会很多乐器的乐手并没有什么优势,反而会被认为“博而不精”。

此外,一位乐手在他出道的前20年内,无论他是否“杂食”,掌握的乐器有多少,对他的收入和声望影响都较为有限。随着经验的积累,到了出道30年左右的时间,专于一种或个别乐器的乐手会体现出自己的竞争力。这甚至符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专业分工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地显现出来。

于是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位乐手想要获得越高的经济回报和越高的声誉,他最好只精通一门乐器,但是又要熟悉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所谓“一招鲜、吃遍天”,也是乐手的真实写照。所以,如果你有意在音乐圈迅速站稳脚跟,最好的办法是,多向刘卓、刘效松们那样,好好练熟一门乐器,然后多听多学,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当然,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位真正有野心的音乐人,他会对所有与音乐有关的事物着迷,包括各类乐器。尽管这不是一个 “理性 ”的选择,但也许这正是艺术的魔力。

这是政见团队的音乐专栏“乐谈”开篇之作,你喜欢这样的主题和形式吗?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给我们留言反馈。

参考文献

  • Pinheiro, D. L., & Dowd, T. J. (2009). All that jazz: The success of jazz musicians in three metropolitan areas. Poetics, 37(5), 490-506.
  • Faulkner, R. R. (1983). Music on deman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Berliner, P. F. (2009). Thinking in jazz: The infinite art of improvis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mpsey, N. P. (2008). Hook‐Ups and Train Wrecks: Contextual Parameter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Jazz Interactions. Symbolic interaction, 31(1), 57-75.
  • Grazian, D. (2004).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music as a confidence game: The case of the Chicago blu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7(2), 137-158.

(于 2016.01.21 发表于 政见CNPolitics.org

短篇虚构|老卫要钱

编者按:

去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意见》(43号文),被称为中国“市长经济”的终结。

43号文要求地方融资平台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同时不得新增政府债务。这意味着以往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间接举债的方式彻底被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说中提到的私下拍地的方式就是其中一种,虽不合法,却也大量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土地上。

椰壳的这篇来稿,试图通过一个乡镇企业家的视角去看待这一政策的影响。这也是虚构类文体的现实意义——那些虚构的东西,正在发生着,并在你未曾注意的时候,改变着你所生活的世界。

北窗(微信号:lightthere)

文 / 椰壳

老卫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酝酿好情绪,拨通了大徐的电话。“老哥,这回你得帮帮我了。”

老卫手里拿着刚刚复印好的收据,这是乡政府欠他300万的证据。纸张还有些烫手,他能感受到指尖的些许疼痛,顺着自己的神经,燃烧到眼球,把眼球烧得干涩。“今年太不景气,估计是开不了工了。钱要回来,把工人打发了就行。这么闹下去,受不了。”

“放心吧,媒体那边的人我帮你找。……我还不知道你,你真是为了打发工人?”电话那头笑道。没待老卫回应,对方挂了电话。

老卫看了看复印好的收据,确保每个字都能看清楚。他递给小华,吩咐她装好。“人来之前,别给其他人看到了。”

“哦。”

“你先出去吧。”

“好的,卫总。”

老卫看着她把门带上,颓丧地坐下来。他灰色的西服顺着他,一样软塌塌地赖在沙发上。小华已经很久都只叫他卫总了。在此之前,无论什么场合,要是只有他们俩人,这个小妖精总是媚着眼嗲着声地叫他“老爹”,脸上的酒窝好像能把人的魂魄都给吸进去。老卫有点后悔当年送她去城里上学,本是为了让她学成后好名正言顺地回来做主管,可她回来之后好像变了个人。“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上学上成了一个婊子?”老卫叹了口气。“可是,要不是个婊子,我也……”

铃声突然响起来,是大徐。“我找到了他们一个副总。你书面材料有没有?”

“有,之前上访的时候就写好了。”

“我给你个地址,你寄过去。让小华给我也送份来,我也看看,才好跟人说得清。”

“好。”老卫心里苦笑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门,似乎努力穿过门追寻小华的身影。

挂了电话,老卫坐到电脑前,打开了一个文档,上面写着“申诉书”。他对着屏幕,一字一句地核对起来。他删去了原来的抬头,输入:“尊敬的媒体领导……”

他不知道媒体领导是什么样一个人,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脑海里搜索,努力想在熟人中匹配出一个像是“媒体领导”的人。眼前浮现出的,却是副乡长陈安的脸来。那是一张长着麻子的脸,正咧着嘴说着:“老弟,你这么聪明的人,不会犯糊涂的吧。”

一年前,这张麻子脸对他说过同样的话。在说这句话之前,陈安在酒桌上把他灌了个半醉。“老弟,”陈安故作神秘,压低了声说,“我听说乡里小学那块地要拍了。你不是一直想在乡里盖楼吗?”

老卫一下清醒了不少。这几年大环境不好,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利润快跟一张纸一样薄了。他知道,盖楼是快钱。县里有一小半的楼都是他盖的,自此摇身一变,从“老卫”变成了“卫总”。但现在上面政策收得紧,县里很难拿到地。老卫一直在打乡里的主意:地多,城镇化才刚开始,有的大量挣快钱的机会。

“50亩净地,够你用了。书记说了,年内就开拍。”陈安砸砸嘴。

老卫不由得砰然心动。陈安是他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虽然打小就没几句靠谱的话,但拍地这事儿总不会有假。“你想要啥?”

“哎!”陈安重重地拍了下桌子,“这就不把哥哥当自己人了嘛。自己人还要啥嘛!老哥看着你好,心里就舒坦!”

老卫半信半疑。“你先帮我问问看吧。”

第二天,陈安就来了电话。“晚上,县委大院旁边的茶座,书记要见你。”

老卫在县里认识不少人,可乡里的书记倒是头一回见。到了晚上,老卫早早地在茶座的包厢里等着,左等右等也没人来。他焦躁起来。真不该听陈安的,这家伙的话怎么能信呢?可转眼又想:他又何苦骗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犹豫着,正想掏出手机,陈安带着自己的麻子脸出现在门前,侧身让同来的书记先进。房间里立刻弥漫着一股酒味儿。

书记红光满面,眼球里也都是血丝,像是杀红了眼,和他身上一套整洁笔挺的西装显得格格不入。陈安也红着脸,拉开座位让书记坐下。“晚上有饭局,来晚了。”

“书记您好,您辛苦了。”老卫站起来,握住书记的手。这是一双软软的、热乎乎的、似乎就该属于书记的手,握在手里觉得舒服。书记微微一笑:“对不住啊老卫,县里领导太热情,我很难脱身啊。让你久等了。我们来谈谈拍地的事情吧。”

老卫一下喜欢上这个直爽的书记。

书记告诉老卫,原来的小学已和乡里的一所初中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九年制的学校。“原来那初中地方大的很,我们在那儿给小学部新盖两栋楼,让孩子们既能享受新的教学设施,也能分享更大的活动场地。”

“新楼盖了吗?”

“正在盖。但原来小学的地块就空出来了,准备拍。听陈乡长说你是县里盖楼的高手,想看看你有没有兴趣。”

当晚,老卫就表了态,答应要地。

之后,老卫到乡里原小学的地方踩了几次点。楼房还矗立在那里,东西早已搬空,连窗户都不剩了,像水泥墩子般笨重地杵在那里。学校周围还有一些农户和店铺,仿佛地上散落着的破旧的教学用具。他们都愁眉苦脸,好像大难临头。

“要不先在爷爷家凑合一阵子吧,等新房子盖起来了,我们就能搬新家了。”老卫听到一个母亲这样对孩子说。

公开招标的前一天晚上,书记把老卫找过去。“县里统一规划,要求周围的10亩地民房也都要拆走。”

“可你之前说了是净地啊?”

“老卫,这是县里的意思,我也没办法。”书记拍拍他的肩膀,“现在乡里的财政也很困难。这样吧,周围的10亩地,乡里想办法解决。原来的50亩地,上面还有点杂七杂八的楼房,都已经清空了,你帮帮忙拆掉吧。以后这60亩,都是你的。”

老卫没说话,在心里快速地算账。

第二天,老卫中标。

老卫在招标会的会议记录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小华。同一天早上,小华告诉他,自己查出了身孕,让老卫懊丧不已。“不是每次都有保护措施的吗?”他猛然想到,一定是小华做了手脚。

招标结束后,老卫给小华去了电话。“你不把孩子打掉,不要来见我。”

“打掉可以,”小华冷冷地说道,“你以后也别想碰我。我可以走,你得给我钱。”

“给就给!老卫气道,“你以为离了你我就找不到别人吗?”

小华掐断了电话。

老卫第二天就后悔了。然而他找到小华的时候,已是在县里的一个医院里。“给钱吧。”

老卫像孩子一样捂着脸哭了起来。小华坐了一阵,勉强起身要走。“你说吧,”老卫一把抓住她的手,泪水打湿了她的袖子,“要多少。”

小华想了一会儿。“房子盖起来,你给我一半。”

“你能不走吗?”

小华捂着肚子,斩钉截铁地说:“不能。”

半个月后,老卫收到了乡政府的通知,要他立刻支付300万元的首付款,否则就算流拍。老卫怕夜长梦多,想赶紧动工,急忙把钱汇了过去。过了几天,老卫向陈安打听乡里啥时候开始拆迁,却听到了书记的调令。“书记调去县里了,县里会派一个人下来接。”

老卫猛然意识到,书记一直就在等着这笔生意。“那啥时候拆迁?还拆不?”

“要看新书记的意思了。”

又过了几天,新书记到岗。老卫坐不住了,上门拜访。

新书记仪表堂堂,风度似乎不亚于前任。他甚至主动为老卫泡了茶,亲自端来。这让老卫有点浑身不自在,倒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书记主动寒暄了几句,还问他身体怎么样,告诫他要注意养身。“我看你眼角上也长麦粒肿,看样子你也是脂肪肝啊。酒要少喝。”

好容易等问书记寒暄完,老卫赶紧问什么时候拆迁。书记点了一支烟,烟雾很快盖住了他的表情。“现在乡里很缺钱。看吧,快的话两三年,慢的话争取五年吧。”

“两三年?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做生意的,等不起。”老卫有点急了。

书记吐了口烟,没有说话。

老卫的脑子里全是小华的脸。如果楼不盖了,她不就分不到钱了吗?“真要等那么久,我退出,你们找别人吧。”

书记透过烟雾,眼神投过来。“你标都中了,我们能找谁?”

“你把300万退给我,我们两清。你们重新招。”

书记转过头去。“300万退不了你。钱拿去给小学盖新楼了。”

“什么?”老卫大怒,“这是拍地的钱,应该用在地上,你怎么能用在别的地方呢?”

“拍了地就是乡里的钱,为什么不能用?”

老卫一时想不出什么词来,无言以对。

情急之下,老卫想到上访。然而上访到了县里、市里,全都打回到乡里来处理了。乡里的人倒也客气,每次都和和气气地接待他,劝他再等等。“等乡里有了钱了,就还给你。”可是乡里什么时候有钱、能不能有钱,却又不知道了。

老卫也想过打官司,但发现手里没个像样的证据。老卫想去乡里把会议记录拿出来。他去找陈安,可陈安总说“记录找不到了”。

老卫于是想到了大徐。

大徐原来在省会里一个单位工作,老卫是在一次省里表彰优秀农民企业家的会上认识他的。两人一聊,发现都是一个县的,自然熟络起来。大徐认识不少省里的人,帮老卫搭过几次桥。老卫在县里帮他便宜弄了两套别墅,算是感谢。后来大徐生了病,回到县里,一直在家休养,和老卫也见得多了起来。

“你看看能不能找省里媒体界的朋友们来看看。我官司打不了,曝光还不行吗。”

大徐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会儿。“行啊,我来问问吧。”顿了一顿,又说,“小华是不是跟你闹别扭了?”老卫心里一紧,干笑几声,找机会挂了电话。

很快,有记者找上他来了。老卫看着手机上省会城市的陌生号码,接了起来。“喂,”电话那头说,“请问是卫总吗?”

记者自行先到乡里的哪块地踩了点,而老卫并不知道。等他赶到乡里,记者已在旁边的一个理发店里等他了。“没别的地方说话,就在这儿说吧。地方我都看过了,别跟我说假话。”

老卫赶忙叫小华把准备好的材料复印件拿给记者。“这是我给乡里交钱的收据。这是当时乡里通知我交钱的文件。”

“怎么连红头文件都不是?”记者皱起眉头,“这招标是正规的么?招标的通告呢?会议记录呢?”

“我这儿都没有,都在乡里。”

“通告和会议记录里说是净地吗?”

“唔……”老卫犹豫了下,“是前任书记说是净地,后来招标的时候好像说要负责拆一部分。”

记者狠狠地瞪了他一样。“跟你在电话里说得不一样啊。你为什么说是乡里欺骗你?人家都说了要拆一部分。”

“可是之前的书记……”

“口头上的算什么数?你一个大老板这都不知道吗?”记者翻了个白眼。

老卫心里一万个不高兴,但只能赔笑。

“你为啥不要地了?着急用钱?”

老卫用眼角偷瞄了一下小华。小华什么表情也没有。在听说老卫打算退地后,小华到他的办公室闹了两整天,威胁他要搞臭他们全家。老卫最终妥协,答应拿回来的首付金全部归她,每年再给她一笔补贴的钱,这才罢休。

“记者同志,我自己还有一个厂,今年效益不好,马上年底了,工钱都发不出了。这笔钱要不到,我怎么让工人回家过年啊。”老卫早想好了应对的词。

记者没好气地指了指老卫门口的座驾。“你把这辆宝马跑车买了,工人今年就不愁了。”

老卫在心底咒骂起来。这小子,压根就不是来帮我的。但他还是只能摆出一副“求你办事”的讨好表情:“记者同志,大徐你认识吧,他是我好兄弟……”

“你别说了,明天上午,你跟我一块儿去乡里。“记者打断他的话,径自走了。

小华在旁边嘟囔了句“真没用”,不知是在说那记者还是老卫。老卫心里堵得慌,拿起电话想要骂大徐,重重地按了几下手机屏幕,还是被理智硬生生憋了回去。

第二天,老卫带着记者到了乡政府。“你别进去了,我先进去。”记者头也不回,一个人进了楼里。老卫只好坐在车里。小华坐在后座,一声不吭。

“上次打胎的钱你自己付的?我还没给你。”老卫试图搭话。

“不要你的钱。大徐给过了。”

老卫的火“噌”一下冒上来了。“你怎么能要他的钱?”

“我为什么不能要他的钱?他对我比你上心多了。”

“我怎么对你不上心?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多吗?”

“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吗?”

老卫噎了半晌。他靠在座位靠背上,冷冷地说:“我还不了解你。你不就是要钱吗。”

“要钱?光要钱我给你怀个孩子干嘛?我有病吗?!”

“怀孩子也是为了好问我要钱。”

小华破口大骂:“臭傻逼!你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她翻身下车,把车门重重地甩往身后,奔了出去。

老卫没有看她。他直勾勾地盯着乡政府的大门。他的思维无法运转。现在只想着把钱要回来,以后的事情再说,他想。

他看到不断有人从外面进到楼里。一个。两个。三个。他甚至有些担心起来。如果记者被打了,欠大徐的这个人情就更难算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跟记者一块儿进去,可是是记者自己要求一个人进去的。也许,也许记者早就和乡里勾搭好了,这只是大徐安排的一场戏。哎……想到大徐,老卫又开始转念想起了小华。他们俩肯定早就暗地里勾搭上了。就为了这事儿,把小华拱手让给大徐,是不是太亏了?他甚至有点自责起来。

不一会儿,老卫接到书记的电话。“中午在车站旁边的餐厅吃饭,你也来吧。”老卫摇摇头,挂上档。

到了餐厅,记者和书记都在,乡里大多数的干部也到了。书记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同他坐在记者的左右两侧。席间,大家提起老卫在县里盖的楼,纷纷夸赞起来,说他为县里做了大贡献,现在又来支持乡里的工作。老卫只能咧着嘴笑笑。

席毕,记者抹了抹嘴,对老卫说:“本来是轮不到我干这种事的。不过乡里的财政确实紧张。我和书记沟通过了,书记考虑到你的情况,答应每个月还你不少于15万,你觉得可以吗?”

每个月15万,还要20个月才能还完。小华会满意吗?我能这么耗着吗?可老卫看着一桌的人,只好点了点头。

送走了记者,书记马上给老卫开了张10万的单子。“不是我不肯给你,学校盖新楼真的缺钱,谁又想到你突然又不要地了呢。”书记叹了口气。“现在政府不能借钱了,要是能借,我第一个还给你。”

老卫拿着单子,回到了办公室。要这钱,究竟是为了什么?老卫自己都有点想不明白。在这场混战中,似乎只有自己是输家。

老卫想找小华,但她不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又去找大徐了。老卫试图拨陈安的号码,却始终无法接通。只有厂里的工人还在干活,可是年关就要到了。

 

(于 2015.11.27 发表在 北窗 微信公众号)

我们真的是在讨论媒体吗?

我们在讨论媒体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绳命是入刺的井猜”

面对世界中的种种荒谬,我们往往会告诉自己:忍耐一下、姑且安之、社会就是这样、绳命是入刺的井猜。然而,如果李普曼是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媒体建构的世界里,当我们面对造世主时,却往往显得无比刻薄。

在十天之内,媒体形象两次引发公众爆点,高潮不断,流水连连。先是柴静把知识分子世界划成了两派:“她尽力了”派和“负分滚粗”派在舆论的制高点上棋逢对手,却很少有人想想是谁给他们提供了口水的舞台;再是国社记者的两篇两会记者手记被当成追星文,人们盯住“冲你这股认真劲儿,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一常识错误不放。对于媒体的悲观情绪再一次席卷朋友圈。
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媒体从业者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偶尔会为同行的不争气连累到自己而感到心酸,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明白这是这个行业的尿性:当传播内容的呈现出现异常,传播者的身份才会引起注意。而在相对自由的网络舆论场里,这一异常往往指向大家认为的错误。在国社记者采访陈道明的手记里,人们盯住“冲你这股劲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一常识错误不放,衍伸出对国社的人身攻击。这个逻辑,和两个月前大家因为汤计而赞美国社一样荒谬。面对这种荒谬,国社记者只能用绳命是入刺的井猜聊以自慰。
舆论场=垃圾场?

网民在网络上通过他们认为的言论自由实现了他们认为的监督权,而这是他们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他们并不在乎言论自由和监督本身的游戏规则。他们并不在乎言论自由和监督本身的游戏规则。作为一个有理想和节操的网民,如果在喷人的时候连自己是谁都不敢声张,这又是实现了哪门子的自由,监了哪门子的督呢?这是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还想去关心,那些真正有名有姓的人,有多少是拿钱办事,有多少是炒作噱头,又有多少是通过吵嘴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人们挥霍着自己积压的情感,在这个本来就充满垃圾的地方再添一添砖加一加瓦,努力让整个舆论场看起来能够更像垃圾场一点。

是的,这个地方充满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在谈论媒体的时候,我们压根不在谈论媒体。我们在谈论媒体在我们的想象中应当是什么,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想象也被媒体给框住了。这意味着媒体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很糟糕的形象。听上去很讽刺。
但这就是传播的逻辑。舆论场在且出于本能地该在传播大量的简单的、低级的、垃圾的和色情的信息,因为在获得任何信息都几乎一样廉价的环境下,这些信息更容易引起不需要思考的共鸣,并进而转发,再而布满了整个舆论场。为什么柴静这次的动静比之前崔永元大的多?在我看来,这首先是因为柴静是个女人,还是个大家都认识的女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的形象是非常好的消费品,而且是男女皆适老少咸宜。女人这个概念是不需要动脑子的,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传播素材。而大家批评她的煽情,恰恰固化了她的女人的形象。你如果让朱军来煽情就不会搞到现在这个地步。
当然,在柴静的整个事件里,不需要动脑子的传播素材有很多,比如公民职责,数据造假,等等。为什么不需要动脑子呢?因为它和人们对于媒体或者媒体人形象的构建是一致的。人们认为,媒体应当是对社会负责的,媒体报道的内容应当是有依据的,等等。这些等号是自然划上的。然而,之所以人们会自然划上,和媒体自己作死也有关系。媒体频频塑造自己的监督形象,在新闻教材里大谈理性客观。如果当初没有这样的铺垫,人们也不会这么自然地把两者划等号。这是媒体的自我建构。
然而,需要动脑子的部分就有一点困难了。柴静在演讲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采访大量的专家,这时候有人跳出来,说数据造假,专家有问题。紧接着,又有更多的人跳出来,说这个说造假的人的数据造假。很快,这个问题变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讨论究竟是你还是我更傻逼一点;另一个部分在讨论形而上的真实性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到这里就彻底终止了,因为找不到再继续下去的由头,也找不到回头的路。尽管柴静应该已经习惯被骂、对大多数评价都无动于衷了,但我猜她仍然会很高兴看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还有一些人模糊地认识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柴静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文化名人,还是媒体记者?这个问题很关键,直接关系到对于媒体的价值判断。然而,一些人只是盯着她是否还持有记者证、怎么会拿到NASA的信源等问题上纠缠不清,但毕竟比只关心她的女人形象要进步一点,不过进步得有限。这个行业里,充满了大量的拿着记者证却不干活、没有记者证却在当新闻民工的人。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长、跳槽电视台台长兜里还揣着记者证,而腾讯网这个本来应该连采访权都没有的网络媒体连潘基文的专访都做了。我们居然还在讨论记者证?!
被理解错了的媒体

我们不应该在知识层面上来探讨媒体,因为它本身不承担这个任务,它甚至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它是一个大筐,而这个筐装着它自己。因此,这个逻辑决定了它拥有无比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你的数据错了?可以,终归有人会跳出来反驳,而此时的反驳又必然会通过媒体来放大,而它又通过什么来确保其真实性?所以媒体受不了伤害,这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并没有在混淆媒介和大众媒体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已经宣称了媒介即信息,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分裂的特征。也许,并不是媒体错了,而是大部分人理解错了媒体。
仍然以柴静为例。我们在看待柴静的作品时,自然地分成了挺派和倒派。挺派认为柴静承担起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引起了全社会对于议题的关注。倒派认为柴静煽情,数据造假,背后利益集团不明,具体问题避重就轻。然而,这样的讨论几乎是必然的。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人站在柴静的位置上做类似的事情,都会遭致类似的评价和讨论,只不过讨论的内容可能不大一样。但问题在于:作为作品本身的衍生品,这些讨论难道不就应该是这一作品的价值吗?
对于娱乐明星,我们都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新闻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依靠名声来活,无论这个名声是好的还是坏的。之前提到,对应当前的传播逻辑,负面的反而是更容易传播的,那么利用负面新闻来维持自己的名声是快速而容易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玩法并不是只适用于所谓娱乐明星,因为现在的网络世界把每个人都拽到聚光灯下了。由于社交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社交的价值开始大幅降低,这意味着人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回同过去相当的社交价值。因此,在当前的社会里获得广泛的、持久性的关注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柴静作品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她抓住了当前的热议话题,在敏感的时间点播出,让许多连电影都不看的人默默地听完了她100多分钟的叨逼叨。最重要的是,她达到了我猜她想要达到的大部分目的:社会议题、个人炒作、价值灌输、鼓动宣传,等等。她的准备很充分,而由此延伸出来的讨论事实上都在这个作品本身的框架里:学术上的,政治上的,都没有跳脱,或者这些讨论本来就不想跳脱,只是想宣泄。从“做事”上来讲,柴静毫无疑问大获全胜。
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作品,就要看它直接面对的对象。这是一场类似TED式的演讲,她的直接受众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有闲阶级,是社会运动的爱好者。农民和快下岗的电厂工人不会同意柴静的观点?也许并不会,但会不会都无所谓,因为柴静的作品压根就不是冲着他们去的,否则她应该直接跑到工厂和村委会里去搞这个活动,而不是在一个高科技多功能厅里,面对着戴眼镜的观众们,在优酷上首发。她的作品并不直接面对政府决策,也不需要。她只需要引起有闲阶级关乎雾霾治理的讨论,就在作品的掌控之下了。置于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她不必关心。这一作品引发的有闲阶级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尾声

真正有意义的评价,是历史研究。看看《寂静的春天》遭受的诟病,你就知道对于作品本身的批评和延伸出来的框架内的批评都是很正常的。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寂静的春天》的确引发了后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及针对保护运动的反对运动,并且人们在这一探讨中衍伸出了各自的政治权力。这才是这一作品吸引力最大的地方,也让柴静的这个作品能够引发一些遐想。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柴静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一个很烂的作品,只要它能上舆论高地,拿下电视黄金档、报纸头版、视频网站头条,即便引发的是恶评如潮,它也有价值吗?我琢磨了很久,最终因为想到了春晚而不得不接受确实如此的事实。当然,柴静本身附加的影响力催生了舆论的膨胀。然而,有不少哭着闹着觉得以前也发声但是没人听的科学工作者们,他们本不必觉得委屈,因为首先他们不知道怎么上报纸头版视频网站头条,其次他们不是柴静。
这就是媒体的特质之一:传递和传递的延伸。所谓监督、教育等社会责任,本来就是附加品。一百多年前,浪漫派和自然主义早就已经扛起旗子来反对过这种不自然的属性。而现在,即便这些属性被强加上去,也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人们被卷入其中,看他们想看的,说他们想说的,然后装作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人们获得了轻松地满足感,并成为了所评论的对象内化的一部分。
冷静的人们,如果我们不那么着急发表评论多好。我们不会这么快被作品的刀锋割裂,成为七零八落的人。我们正在被讨论所吞噬,被垃圾所埋葬。我们被媒体笼罩着,如果我们不跳脱出来,我们不会看到更完整的世界。当然,也许我们会就此毁了别人的“成功”,但我们要相信,这世界上总有人会代替我们去做那无用功,不是吗?
(于 2015.03.09 发表在 新记者 微信公众号)

短篇虚构|三味儿书屋

编者按:

像从80年代一路走来的作者一样,对很多人来说,书店是一种记忆与情结。

小学附近总有几间并不敞亮的漫画书屋,超出身高许多的书架上,放着被大家传阅后皱巴巴的系列漫画;某些个路口的新华书店里,总能买到诸如《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必备工具书;繁华地段的图书大厦,就像是一座巨型迷宫,在人群和书海里找到自己中意的那本,少不了一番“功力”。

渐渐地,廉价便捷的网购图书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寿终就寝,到书店淘书的行为也日益落伍。回顾逛书店的小日子,或在旧梦的乡愁中不胜唏嘘,或坦然地合上那一页,对不可阻挡的改变摊摊手——一切随缘。

如果你以为本文就是一篇向鲁迅先生的书屋致敬的、简单的回忆杂文那就呵呵呵呵呵呵错了。这三味儿里酸甜苦俱全,唯独少了那么点儿甜。曾经的,书店独有的香甜。

文 | 聂可

在点点鼠标就能在家等书送上门的日子到来之前,我还是很喜欢去书店逛逛的。小时候上街,我的终极追求,就是去打游戏机,但是一般很难得到满足,因为需要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人带着我去,我才不至于连假装掏身份证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赶出大门。那个时候,我所认识的身边符合条件的人只有两个:我爸和我妈。然而求助于他们无异于丧心病狂。家长永远对“游戏”二字敏感无比,过去想要买台文曲星(当然也是为了打游戏),售货员介绍的时候一脸狡黠地告诉我:“还有游戏呢!”站在旁边的我妈因此立刻否决了要买的想法,我至今记恨在心。

没有游戏打,上街就失去了一半的魅力。一般来讲,上街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大小商场里永无止境地走路,想想这个,心就凉了半截。只要有机会,上街之前我都会摆出一副求生不能的表情,偶尔也能幸免,被丢在家里;有时候非上街不可,就誓做累赘,在拖后腿和躲迷藏中度过这些时光。

后来家里人想了个办法,上街的时候,把我丢在书店的教辅柜台,让我“看看书吧”,然后痛快地径自走了。拜托,像我这种连街都不肯上的人,怎么可能上自习呢?但要我离开书店,就又演化为“逛街”的行为了,还是算了吧。我绕场半圈,琢磨良久,开发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做:看书的定价。有些书的定价很干净,1.00元。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两个硬币——这是家里人留给我,万一失去联系坐公交车回家用的,两块钱是为了防止是空调车——咽一口口水,看看封面上“重型机车驾驶手册”几个字,仿佛看到自己光明的未来。翻开书来,发现第一页上有两个字不认识。于是我又跑到工具书柜台,查到了现代汉语词典的价格是45.00元。——等会儿,我刚才是要干什么来着?

对我来讲,最费解的其实是教科书的定价。数学书的定价是9.82元。我很疑惑,为什么要有2分呢?如果我恰好只有9块8,那还买不了这书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找到了二楼楼梯间的一间办公室,向里面一位正在喝茶看报的人问道:“叔叔,请问数学书为什么要卖9块8毛2?”

叔叔很和蔼,把我带出门外,对我说:“小朋友,你去问大厅里的售货员阿姨好不好?叔叔马上要去拖地了。”

我怏怏离开,在大厅里环顾四周。大厅里人并不多。中小学教科书和教辅的楼层里,都是妈妈们在转悠着。她们的小朋友都在楼上的游乐场里吧,我想。一个售货员也没有,也没有一个人朝我看一眼——可能是我太矮了,别人看不到我吧。我在几条无人的走廊间蹿来蹿去,寻找所谓的“售货员阿姨”,但到处都只有“小朋友的阿姨”。终于我在一个柜台后看到了一位像“售货员阿姨”的阿姨,于是我跑过去,踮起脚,把自己的目光越过柜台,用力扔到她的脸上,问道:“阿姨,请问你是售货员阿姨吗?”

阿姨说:“什么事啊?”

我看她没有否认,喜不自禁,接着问道:“这数学书为什么是9块8毛2啊?”

阿姨告诉我:“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也劈开了我尚未成熟的智商。我开始有点明白自己为什么讨厌上街了,答案很简单:不为什么。阿姨接着说道:“你买不买啊?不买给我放在这儿。”

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两个硬币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本数学书的,但我没有花钱就买到了对于很多困惑的解释。我放下书,回到了教科书专柜,然后注意到语文书的定价是5.25元。于是,我得出了教科书的价格都是这么奇葩的结论,当然,它们“不为什么”这么奇葩。不料,当我把英语书翻过来后,欣喜地看到书的定价是:8.00元。

我又不淡定了。然而,接受了售货员阿姨的启蒙之后,我不再敢去找各种各样的阿姨。我对这一层失去了兴趣,又不想去楼上的游乐场——毕竟我只想打游戏机。于是我下了楼,在一楼的角落里看到好几书架花花绿绿的书,颜色十分鲜艳,但围着书架的只有几个看上去差不多能算我爷爷的眼镜男。这让我感到很奇怪,这把年纪也好这口啊?我好奇地走过去,抽出一本橙色的不算太厚的书,一看封面:实践理性批判,这几个字我将将认识,三个词也用来造过句,搁到一块儿却完全不明白。在那一刻,我对“意义”产生了极大的疑问。我开始意识到,意义很可能是欺骗性的:你看上去能够把握,但实际上却全然没有下手的地方。当然,这是我后来对当时的心情反思后的总结。我当时恐怕只记得那本书卖12.00元。

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我回到了教辅区,试图重新找回自己对认知的自信,然后默默等家人办完事接我回去。自此,知识的大门向我敞开,在我心里,我是一步跨进去了。跨完回过头看看门楣,上面写的却是“困惑”。

之后很多年,我都是各种书店的常客。城里有很多很好玩的书店,我不敢说都去过,但起码也都见过。对于橙色书籍意义上的困惑仍然留在心中:许多意义开始展现,但越来越多的意义被遮蔽。去书店本身就是一个去眛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喜悦;直到我遇见了亚马逊,去书店的热情就没那么高了——也许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还乐意去,那是夏天,我的下半身总是想去看望一下穿裙子的姑娘。但后来我发现在网上可以更轻松地看到更多不穿裙子的姑娘,就基本满足于手指运动了。

然而电脑上的感觉毕竟不一样,不然还会有痴汉吗?上了大学,我重新逛起了书店,原因很重要:近。当然,也是为了感官刺激:不全然是姑娘身体的味道,也有书的味道。这种味道如此迷人,以至于我开始变成某种意义上针对书的痴汉:打开一本新书,对着书缝处用力一闻,总是浑身激灵,和在公园里闻揉烂的叶子的味道那样——然而毕竟不至于所有的书味道都好闻,有些彩色打印的书闻上去像焦了的烤鸡。在这种近乎强暴所获得的香味中,很容易陷入一种莫名的自我陶醉的状态。伴着这种微醺的状态,读书成了一种仪式。此时的书店成为了大众祈祷之地:几乎在任何时刻和任何地点,都能见到躺在地上的读书人,姿势仿佛夏天贴在瓷砖上纳凉的家猫。横七竖八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青春文学”的书柜前都迈不开腿来,好像夜晚穿过学校的小草坪。躺在地上的都已经是我的弟弟妹妹,他们对阅读的渴求至此使我汗颜。我看到现代汉语词语现在卖55.00元,而此时我已知道了什么是通货膨胀。阿姨们似乎都不见了,店里只有寥寥几个姐姐;我只想找到一个容身之处吹会儿空调。如果受不了,就只好去打游戏避避暑。

橙色的书一点一点掀开自己的面纱。对我来说,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神秘的仪式。在四周膜拜着的胴体的环绕下,我开始学着探索宗教的奥秘。在自由的超验体验和结构化的仪式形式之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对抗。这种对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有人真的在拿胳膊肘跟我对抗。

我向他怒目而视。这位中年男子面善得很,用丝毫没有介意的语调对我说:“您好,请问您也信主码?”

我看了看我手上的《基督教教会史》,揣摩了一下他的话,一时不知道该怎样作答。酝酿良久,我想出一句:“你想怎样?”

“我看我们挺有缘的。”喂,这不应该是僧人的开场白吗?“我看您对基督教感兴趣,想和您交个朋友。”他愉快地伸出手。

我没有去接这只手。“我真的只是感兴趣。”

他似乎更高兴了:“那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真的只是感兴趣。”我打断他,再一次说道。

“没有关系呀,您既然感兴趣,我给您讲一讲,好不好?”

“真的不用了。”我感到有些燥热,大概是他身上的热情快要把我的衣服烧着了。于是我把书塞回书柜,向他勉强笑了一下,转身走开。对神秘之物的探究欲只剩火星,对于其他知识的渴求已降至冰点。我感到自己在全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侵犯,此刻只想回去打游戏。我看着自己下楼,走出书店,穿过书店前的广场,向十字路口走去。突然,身后传来“突突突”的小跑声,很快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头。我多么希望自己练过空手道。

扭头一看,发现还是他。“我是XX会的,这是我的名片。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吧,我们好好聊聊。”他一脸诚恳。

我做了一个跟他一样诚恳的表情,说:“谢谢您啊,我们这么有缘,日后自会相见。这名片是不必了的。”

“好吧。”他显然十分失望。我趁他一怔的功夫,赶紧撒开了丫子,径自消失。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敢再去书店了。老实讲,我对信徒一点都不反感,相反,我为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所执念的事情上感到敬佩,甚至有些羡慕。我有许多信徒朋友,但很少有人会要缠着人给他讲教义的。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吧,我想。

好一阵子,我都只是在网上买书,因为没有去书店的理由。书的简介、评价网上已有,书的价格更是轻易能够获得,还有人把书送到眼皮底下。由于购买成本直线下降,买书的量开始直线上升。但我仍然坚持买纸版书,毕竟书香这种鸦片不是轻易能够代替的。然而有了上次的经历,书店成了一个有些麻烦的地方,让我又爱又恨。它开始变成什么样,在我心中慢慢模糊了。

一年夏天,回到家乡的我无事可做,突然又想去书店看看。心情有些复杂,毕竟这地方承载了我的少年时代,却又感到无比陌生,好像偷偷去找曾经喜欢过的姑娘,心中汹涌澎湃,但面子上还得端着。意料之中,人没有过去那么多了,尤其是小朋友,他们似乎有了比青春文学和游乐场更刺激的享乐方式。地上不再到处摊着人,但在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柜台前还是经常会踩到几只脚。宗教类书籍前似乎也没有什么信徒或僧人在到处张望。只是每一层楼里似乎都多了不少西装革履的人,他们看上去匆匆忙忙,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心中的疑惑没停留多久。我在散文柜台旁毫无目的地翻开一本书,就发现这些西装人要找谁了。两个西装人凑到我跟前,笑眯眯地看着我。这可比之前的信徒厉害多了,我想。这种目光如此熟悉,让我想起了写作时别人看着你打字的目光,或者考试时监考老师盯着你答题的目光。我只好抬起头,反过头盯住他们。这是一个西装男和一个西装女,两个人都打扮得干净利落,脸上笑靥如花。西装女看我有了反应,抢上前说:“先生,你对学英语有兴趣吗?”

我简直是大为光火。怎么会没兴趣呢?可是,哥堂堂拿了高级口译证书的人,又轮得到你问我吗?我又把目光重新投到书页上,看着两行字之间的空隙,冷冷说道:“没兴趣。”

“先生你现在念高几呀?有兴趣出国读书吗?”西装女不依不饶。

我的天。高几?我算算啊,估计得有高八了。何况,我又不是站在英语教辅的柜台前,我手上拿的是汪曾祺,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吗?我在心里呐喊着。于是我没好气地丢了句:“我就是英语老师,不用了。”

我立刻感觉到左脸颊上目光的温度发生了改变。这回的目光是一种看国宝的目光了。我猜都能猜到这两个西装人的内心独白,估计就五个字:谁他妈信啊!我暗自叹了口气,童颜这种事情真的很无奈。西装女怪腔怪调地说了一声“哦”,转身就离开了。西装男像一个小跟班一样快步跟在她的后面,走掉了。

我暗自窃喜。这么容易就打发了?可是立刻我又意识到,我为什么要喜呢?我应该感到悲哀,难道来书店就是跟一茬又一茬的随机人物战斗吗?我究竟要来书店干什么呢?汪曾祺我是彻底读不下去了。刚想把书放下,刚才那两个西装人领着一个年龄稍长的西装女过来了。年长西装女快走两步,蹿到两人的前面,靠近我之后,礼节性地弯了弯腰,表情机械地看着我说:“Good afternoon,what’s your name?”

嗬!我真正从生理上体会了什么叫一股血往脑门上冒。宣战来了?于是我也盯住她,刚想爆出一句“f*** off”,又觉得太粗鲁;想说句“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又觉得没有爆发力。正当我在斟酌那种表达方式更符合暴力美学的时候,突然一激灵:如果我也用英语回,岂不是容易被她把智商拉到同一水平,然后被丰富的经验击败?于是我脑子一转,硬邦邦说道:“能不能走开?谁允许你们来这儿推销的,你们再这样骚扰我要去找店长了。”

年长西装女冷笑道:“你去找好了,店长喊我们来这儿的。”

这下我真无话可说了,我开始不太理解我遇到的事情。我硬着头皮回应道:“请你们走,我就想看看书。”

年长西装女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那两个年轻的西装人跟在他后面,听到她近乎故意的大声嘀咕:“什么意思,我们也是有自尊的。”

我的情绪几近失控,仿佛开车时遇到旁边的车强行并线。“难道我没有自尊吗?”我终究把这句话咽了下去。我不想再在这里多待一分钟了,哪怕是打架。

自此,我真的几乎不再去书店了。就好像你看到过去你喜欢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世俗不堪的拜金主义者,而你过去不过是喜欢她的单纯。也许书店找来这些人并没有错,毕竟书店如此难生存,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究竟谁才是书店的生命?

我听到许多声音说,书店要死了。可事实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要死,用什么姿势死,因为我在逃避。就好比薛定谔的猫,即便你把盒子打开了,只要你仍然是背对着它,它还是属于死或不死的状态。对我来讲,书店死不死并不重要,因为它已经变得太多了。

 

(于 2014.09.19 发表在 北窗 微信公众号)

手女(二)

那个手很漂亮的女孩刚进店里来的时候,我对她还仍然一无所知。为什么要选她来店里,和她的那双手恐怕有无可逃脱的联系。她的手很漂亮;仅此而已。对于所有看她的手的人来说,那只是一双笔直修长的手,没有磕碰衣柜角划出的伤痕,也不见水泡出的那种略微浮肿的肤质,让人很难把这双手和搔痒、卷卫生纸或是洗澡时搓揉身子的那对玩意儿联系在一起。它微微显出一些隔人千里的高贵气质,更像是一具呈列在保温玻璃里的完美艺术品。

也许对她自己来说,也不过是手而已,有些时候意识可以控制大脑的某个神经使其运动的一个部位,身体的一部分。而对于别人来说,她只是这双手的一个载体。若是生生只有这双手摆在面前,或许是要引起一些恐慌的;只有安在人身上,它才能被接受,被欣赏,被诉说。

而对于店里来说,这双手是老板选择她的第一理由,也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理由。

她来到店里的第二天下午,我才有机会和她聊一聊天。下午时分的人们总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来放逐自己的懒惰,于是店里面人很少。她坐在吧台后面的一张长桌的角落里安静地翻着标签单,边看边默念着。我走过去,伏在吧台上。

“手很漂亮。”我试着看着她的眼睛。

“谢谢。”她没有抬头。

“手指很长。弹钢琴?”

“不。”

“真遗憾。”

“都这么说。”她顿了一下,抬头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又埋下去看那本单子。“不是什么东西都非得有用,不是么?”

我一时语塞,只好用脚去抠地面。

见我半会儿没有答话,女孩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是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她放下手中的单子,突然拉过我的左手,把它背面朝上地放在吧台上摊平。“所有事情都是被决定好了的,”她说,“包括这个。”

“不明白。”

“比如你看,你手上的关节处的皮肤比较长,现在褶皱在一起。那是因为这样你握拳的时候,皮肤不会被拉疼。”

“有趣。”我说,“可是之所以会是这样,或许就是进化来的。我们的祖先最早的时候握拳皮肤会被拉疼,久而久之这里的皮肤就被拉长了。”

“没错。于是现在,生下来的宝宝的手也都有这些褶皱,用不着我们自己再去拉它们了。这就被决定了。”

“听上去我们的祖先做了件好事。”我微笑,“免去了我们指关节皮肤被拉疼的疼痛。”

她也笑,只是表情有些僵硬。“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再也没有机会变成别的样子。”

 

没头脑与不高兴

没头脑与不高兴是一对好基友。

有一天他们在一起玩。玩着玩着没头脑突然开始撸自己。不高兴一看不高兴了,说:“为什么我在这儿你还要撸自己?你不喜欢我么?”

没头脑说:“不是,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突然就特别想撸自己,于是就撸自己了。我不是不喜欢你,我只是陷入了一种迷狂的状态,身在此中,我得服从自己的肾上腺素,别无选择。”

不高兴还是很不高兴:“什么叫迷狂的状态?你这是用神秘主义来无理辩护。你说说清楚,什么是迷狂的状态?”

没头脑说:“就是我这种状态呀。”

不高兴继续质问:“那究竟是什么最终引发你的这种状态?是吃错药了?还是听到了某种声音?还是某种行为引发你的艺术联想?”

没头脑回答:“我说了是肾上腺素呀。”

不高兴问:“肾上腺素是神马东西?”

没头脑:“是你肾上腺分泌的一种素。”

不高兴:“分泌的素能够导致某种精神状态?”

没头脑的头脑有些上火:“那你说什么玩意儿能导致某种精神状态?”

不高兴想了想说,“可能是不高兴吧。”

没头脑有点儿晕。

不高兴继续说:“我叫不高兴,是因为我常常想不明白很多事儿,一想不明白就不高兴。好不容易有些事情想明白了,又有更多的事情想不明白,就更不高兴了。”

没头脑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想明白很多事儿?跟着情绪走不是很好么。”

不高兴说:“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指向某种真理,一旦不断想明白事儿终究达到哪种真理后,其他所有的事儿都能想明白了。我便成为真理了。”

没头脑听了笑道:“你是通过想明白所有事儿达到了真理,而达到真理的目的是想明白所有事儿。你这不是绕圈子么。”

不高兴说:“是圈子也得绕。你不绕这个圈子,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更多的事儿。”

没头脑摇摇头:“我不觉得。我觉得跟着自己的情绪来就很好:你可以一直处于那种满足的迷醉状态,多好。可是,我这么没头脑的一个人,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呢?”

不高兴叹到:“我有时候觉得,我不停地用严谨的,所谓逼近真理的方式来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那一面正在消亡。我自己也很不愿意这样,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要成为真理,就必须走这一条路。所以我经常很羡慕你,狄奥尼索斯。”

没头脑笑道:“我知道,阿波罗。”

 

手女

那个手很漂亮的女孩刚进店里来的时候,我对她还仍然一无所知。为什么要选她来店里,和她的那双手恐怕有无可逃脱的联系。她的手很漂亮;仅此而已。对于所有看她的手的人来说,那只是一双笔直修长的手,没有磕碰衣柜角划出的伤痕,也不见水泡出的那种略微浮肿的肤质,让人很难把这双手和搔痒、卷卫生纸或是洗澡时搓揉身子的那对玩意儿联系在一起。它微微显出一些隔人千里的高贵气质,更像是一具呈列在保温玻璃里的完美艺术品。

也许对她自己来说,也不过是手而已,有些时候意识可以控制大脑的某个神经使其运动的一个部位,身体的一部分。而对于别人来说,她只是这双手的一个载体。若是生生只有这双手摆在面前,或许是要引起一些恐慌的;只有安在人身上,它才能被接受,被欣赏,被诉说。

而对于店里来说,这双手是老板选择她的第一理由,也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理由。

她来到店里的第二天下午,我才有机会和她聊一聊天。下午时分的人们总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来放逐自己的懒惰,于是店里面人很少。她坐在吧台后面的一张长桌的角落里安静地翻着标签单,边看边默念着。我走过去,伏在吧台上。

“手很漂亮。”我试着看着她的眼睛。

“谢谢。”她没有抬头。

“手指很长。弹钢琴?”

“不。”

“真遗憾。”

“都这么说。”她顿了一下,抬头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又埋下去看那本单子。“不是什么东西都非得有用,不是么?”

我一时语塞,只好用脚去抠地面。

见我半会儿没有答话,女孩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是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她放下手中的单子,突然拉过我的左手,把它背面朝上地放在吧台上摊平。“所有事情都是被决定好了的,”她说,“包括这个。”

“不明白。”

“比如你看,你手上的关节处的皮肤比较长,现在褶皱在一起。那是因为这样你握拳的时候,皮肤不会被拉疼。”

“有趣。”我说,“可是之所以会是这样,或许就是进化来的。我们的祖先最早的时候握拳皮肤会被拉疼,久而久之这里的皮肤就被拉长了。”

“没错。于是现在,生下来的宝宝的手也都有这些褶皱,用不着我们自己再去拉它们了。这就被决定了。”

“听上去我们的祖先做了件好事。”我微笑,“免去了我们指关节皮肤被拉疼的疼痛。”

她也笑,只是表情有些僵硬。“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再也没有机会变成别的样子。”

 

公共汽车

我一步跃进公共汽车,大汗淋漓,仿佛一支正在融化的赤豆棒冰终于被扔进了冷冻柜里。我得以舒一口气,定心投入两块硬币。司机紧盯着我手上的动作,从松开手到硬币砸落在盒子下面的钱币发出“咔”的一声响,他都保持着这样的目光一动不动。也许他只是在发呆罢了。

车厢里的冷气开得很足,让人有一辈子窝在里面得冲动;毕竟我们这些棒冰,再出去也就是被人吃掉的命运。我往车厢里扫了一遍,人不多,在后排尚有几个空座,只是那些空座都是两个连座中靠里的座位,而由坐在外面得那几位稳稳地把守着。他们的眼镜都盯着窗外,但他们的胳膊、胸口、腿,无一不虎视眈眈地瞪着我,好像在说,别过来,爷烦着呢。

我本来也无所谓座位,就选了个车厢前头的地方拉着吊环。眼前坐着一位胡子拉碴皮肤黝黑的大叔,他见我站过来,眼神从窗外抽调过来瞟了我一眼,很快便又还回去了,面无表情。我心里嘀咕一句,我又不是在等你的座位。

车厢里就我一个人站着。除此之外,坐着的大多是一些比我大二三十岁的叔叔阿姨。这让我有些许压抑的感觉,但很快这种压抑感便随着司机不断地按跳跃键而被颠得烟消云散了。车不久进了一站,却被前面连着的几辆公车挤在车站外面。司机还是先开了门,放已经冲过来的几支快受不了猛敲车门的棒冰进柜,还有车厢里几支躲不过命运的也就只好出柜。前面的车开走了;司机关上门也往前开,却在车站前头被一群大妈和小朋友一齐挥舞着翅膀,硬生生地拦了下来。

糟糕!我菊花一紧。大妈+小朋友地搭档可以瞬间将车厢内分子运动地速度加快10倍。他们的年龄相差了两代,可是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大妈们不得不再一次被当妈。她们的子女早已经不知被谁吃掉,而她们的孙子孙女举手投足之间早已有了世故年龄的味道。

“小红,快去,后面不是有空座吗,快去坐!”一位大妈呼喝着一个小女孩。那些座位守护神深知自己这回遇上了大Boss,换了一副坐以待毙的表情。那个小女孩还没跑到,从身后窜出一个小男孩抢占了这个座位,小女孩立刻拉开嗓门开始嚎。那位大妈冲她着急:“后面还有座位,你不会去抢后面的吗?!”小女孩这才收起声音再往后跑。

车开了一般,这些人才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占了座位的小朋友被他们的奶奶或者妈妈或者叫奶妈抱起来坐在腿上,而没有抢到座位的小朋友只能站在同样站着的一脸不快的奶妈旁边,远远地离着坐着地一群人。坐得近的奶妈们于是开始聊天;原来他们都互相认识。

奶妈们开打了音量开始拉家常。桌布,便携式拖把和鲳鳊鱼。她们显然把腿上的小冲锋队员忘在脑后,偶尔提起来也不过是“上次我把他从老远追回来了,狠狠揍了他一顿”之类的描述,而“不听话”的冲锋队员则在洋洋得意的奶妈腿上呵呵地傻笑。四周弥漫起一种被超市和厨房味道地口水充盈而成地令人压抑的气氛。

我只好把目光投向窗外。随着公车不断往城里行驶,路上的年轻人开始逐渐多起来。作为一个经测试为100%攻的男人,窗外穿着热裤和短裙的年轻姑娘有效地改善了我的心情。这个夏天,姑娘们似乎没一条热裤或者短裙都不好意思出门。对她们来说,无非是为了凉快和漂亮;而对于男人来说,只有后者才是可以切身体会的重点。这给了姑娘们因能在凉快的同时又吸引目光而得到的满足感以及对其中大多数猥琐的目光嗤之以鼻的权力和机会,而这种良好的权力使用机会在我看来再爽不过了。年轻姑娘的身体自然是美丽的;而看腿则比看脸容易舒心的多,毕竟脸那么多种,口味大相径庭,而对腿的审美判断则基本大同小异。

车在路口转弯,车前有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步行在机动车的左拐道上往那一头的人行道上去。他走得并不慢,可是车还是已经紧贴他的身后。司机不耐烦地按了按喇叭,赢得的是大爷回头一记冲整个车厢的白眼,并继续走他的路。司机忍无可忍,摇下车窗开骂;而大爷只是淡定地往前走,直到尽头。

车再次靠站。车上的人不是很多,可是座位是坐满了的,零零落落有几个人站着。我仍然杵在那个皮肤黝黑的大爷跟前。他自从上一瞟之后头再也没转过来过,我只好不停地YY他右脸上长了什么东西以打发时间。这一站上来一支热裤棒冰,穿着淡灰色地平底鞋,腿很修长可却白瞎了我的眼。她从我身后擦过,张望了一下车厢后部没有座位,便站在我旁边拉着吊环。我这才想起看看她的脸,看上去也是学生样,黑框眼镜,带着苹果耳机。我心里却是有些嫉妒地狠狠鄙视了一下她的苹果耳机,可我也不太明白这种嫉妒从何而来。值得欣慰的是,坐我跟前的大爷终于调转了脖子觊觎了姑娘良久,我也终究确认了他右脸上没有东西而停止了YY。

我偷偷地看了眼我T恤上的米老鼠,又看了眼她的装扮,正想酝酿情绪准备感慨一下20岁的男性和女性简直是两个等级的生物时,车厢后部一个中年男子模样的人裤裆里凶残地唱开了“出卖我的爱……”;我不禁虎躯一震。他掏出手机,用公车报站的音量劈开奶妈们的口水喊道:“喂,怎么搞得啊?”车厢里刹时安静了一下, 仿佛高中时候班主任突然走进的自习课堂。奶妈们也显然受到了攻击,暂时停止了交谈,见只是有人在打电话,旋即再次拧开了声音。中年男子的声音不依不饶:“你去跟王总说一下那个会我不去了。”“叫总部小张去就行了还要我亲自去吗。”“我很忙不说了不说了。”车上的听众都受了些刺激,不舒服地扭了扭自己的身体。这还没完,中年男子随机一口气打了四个电话。“喂,徐总,刚才小刘……”“喂小张,我这边很忙,你看你……”我将头扭向车厢后方,试图用眼神表达不满,不料又被身边的姑娘的白腿晃了两晃,晕晕乎乎只好将头扭向另一侧。车厢前部有一个电视,在放各种各样的广告,此时正有一个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姑娘抱着一个不知真假的宝宝用同样的音量甜美地喊道:治疗不孕不育请到……

车再次到站,我身边的姑娘下车了,我目送两条白腿渐渐融化在夏天的热浪里。车还在向前开;我觉得我已经老了好几岁了。